“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

文章对近现代新闻史上"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原因及其主要表现形式进行了探析。形成原因主要包括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上讲,它与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清议传统密不可分,这一切都源于儒家的文化传统和这一传统孕育出的入世精神;从外因上讲,它又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密切相连,这一切又都源于西风东渐和这些理念在华的逐渐深入人心。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四个方面:深厚的爱国情怀;独立的报刊品格;鲜明的舆论倾向及明显畅快的文风等。

《大公报》编辑理念与“文人论政”

百年老报《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它以一张民营报纸的超然姿态,秉持民间立场,祈望以新闻舆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并由此形成自己的办报风格,其中尤以“文人论政”最为典型。《大公报》自创办伊始,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始终主导着该报的编辑工作,这一理念不但在几任总编(主笔)中连续传承,并且因此而吸引了大批文人学者为其撰稿,遂形成以评论国内外时政为中心的文人圈。这两方面构成《大公报》办报编辑的基本格局,也是《大公报》的影响力在当年被誉为不亚于一个政党力量的原因所在。

“文人论政”的大情怀——读《清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有感

2011年岁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宋小卫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著文评点一年的学科进展，评述了当年的四部新著，包括赵月枝教授的《传播与社会》、喻国明教授的《微博力》、邱林川和陈韬文教授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及李彬教授的《清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对《清潭杂俎》的点评是：该书从不同侧面讨论了新闻与社会的一系列命题，

近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皇权的禁锢、军阀的专横、敌寇的入侵,一批批民营报人从逆境中成长起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精神,坚守着争取民主自由、变革社会的报业传统。任何报人办报,总以一定的办报思想为指导。近代“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浓。他们大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比较注意民众的呼声,提出报纸应当反映民众的活动,应当成为民众的喉舌。他们这些优良的政治素质,对于他们当时的政治作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后世的报人,也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

近代早期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特殊性之成因

1874年,以"立言"为目的《循环日报》的创办,成为近现代以来"文人论政"传统的发轫。纵观世界报刊史,"文人论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枝独秀,并形成优良传统。其孕生有着复杂的思想根源,既源于西方,又区别于西方;在宗旨上,它以政论为灵魂;在实践上,则以致用为目的,新闻救国,言论报国。

从中国近代的“文人论政”看文学到新闻的嬗变

新闻与文学剪不断的"暧昧"争议由来已久,在既往的文学史中,许多文学作品都带有新闻的要素和特点。在中国近代的大背景之下,"文人论政"传统的迁移过程恰恰见证了从文学向新闻的转型过程。"文人论政"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发端期、上升期、巅峰期和式微期四个阶段。"文人"正是通过在不同阶段角色的持续性转变促成了文学到新闻的迁移。虽然"文人论政"随着历史的延展渐趋消逝,但中国文人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救国救民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构成了中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独特且耐人寻味的一页篇章,也对反思当下新闻界出现的诸多问题有所助益和启示。

论王韬和张季鸾“文人论政”的对比

王韬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新闻记者之父",也是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开创者。张季鸾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不能绕过的著名独立报人和报刊评论家,被誉为"文人论政"的典型。王韬和张季鸾分别作为"文人论政"的开创者和实践者,他们在"文人论政"的内容、时效性以及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上有所不同,但都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都注重发挥报纸影响时局的舆论作用。

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中的儒士思想

“文人论政”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活跃于近代新闻史中的报人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传统的熏陶，积极人世谋求“新闻救国”。又以“修身正己”的儒学自省大兴西学东渐之风，发展中国报业，使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初现雏形。因此，本文联系传统儒学思想与民国初年的社会时局背景，分析“文人论政”产生的缘由，并探讨传统儒士思想对近代报人办报实践的影响。

“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以新记《大公报》和史量才时期《申报》为中心

《大公报》和《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民营报纸,以出版时间长,影响广泛的突出特点,在中国新闻史和社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从“文人论政”思想与近代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即职业报人理念、新闻客观主义理念及受众服务理念的关系出发,分析对比张季鸾主持的新记时期《大公报》与史量才时期《申报》在发挥报纸舆论监督作用、启迪民智、监督政府等方面的相似之处,从而展示这类报刊的时代共性。

从《独立评论》看“文人论政”行为

《独立评论》创办的最直接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国难,同时,它也是"文人论政"的典型案例。"文人论政"的主体是文人,也是广大知识分子,它是知识分子群体在"士大夫阶级"没落后,为了寻找新的社会角色和位置所作出的努力。通过对《独立评论》及其主创人员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具体时代背景下"文人论政"背后的种种原因,以及奉行的独立精神。除此之外,还能发现,知识分子妄图通过"论政"来成为独立的又一政治"中心",以落实新的社会角色和位置,这种想法还是太过天真。尽管他们通过学术研究和办报积攒了声望和力量,可这种力量要想真正发挥出来,依然有赖于与政府上层保持密切联系,知识分子仍旧是一个依附阶级。

自媒体时代“文人论政”的复兴与发展

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文人论政"的传统,学者一般认为近代通过报刊媒介进行的报刊论政从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开始,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让"文人论政"的传统不得不终止。本文从"文人论政"的目的、发挥的功能、论政的主体与当下的新媒体进行比较,试图论证自媒体与报刊政论一样,自媒体人借助"新媒体"手段,创建"新文体",表达"新观点",形成新的"舆论场",新媒体时代同样存在"论政"的情况,"文人论政"并没有消失,消失的是带有资产阶级和党派色彩的"文人"群体而已,但是"文人论政"的精神实质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论张季鸾“文人论政”思想的独特性

张季鸾是"文人论政"的典型,他追求报刊独立、言论自由,注重论政的时效性和新闻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文重点论述张季鸾"文人论政"的独特性。特性大多是从比较中得出的,因此本文把张季鸾的"文人论政"思想和王韬的"文人论政"思想进行对比,进而表现出张季鸾"文人论政"思想中独特的地方。通过比较,发现张季鸾在论政时对政党的依附性低,言论独立性强;论政范围较为广泛;论政时注重新闻性和时效性,值得当今的新闻业借鉴。

《大公报》文人论政传统与《随想录》的传播

巴金的《随想录》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大公报》历史上形成的“文人论政”传统在“文革”后得到了有限度的恢复，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作为“政治窗口”的媒体角色构成了《大公报》新时期的言论环境，这对于《随想录》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人论政与清末民初政局变迁

中国近现代报刊传统"文人论政"以报刊为载体解读时政和民生疾苦,揭示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变革的转型期,"文人论政"对政局变迁产生双向影响:以报刊为平台、斗争阵地和服务国家治理的工具,通过沟通内外信息,论战和舆论监督影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向,推动了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文人主体的阶级局限性很难做到论政而不参政,为清末民初的政治乱象埋下隐患。

回顾《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

《大公报》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最高峰。《大公报》的成功归诸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经营和张季鸾的文笔，他们还培养了大批的新闻人才。张季鸾的政论望重朝野，他去世时，蒋介石的唁电奉为“一代论宗，精诚爱国”，毛泽东也赞扬他为“功在国家”。中共掌权以后，毛还在抱怨刚刚进城的《人民日报》作风散漫，说只要他们能学一点《大公报》他就满意了。

独立评论派与大公报之《星期论文》

《独立评论》存在于1932—1937年，是20世纪30年代最富影响力的政论性刊物。围绕着《独立评论》聚集了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一批被称作“独立评论派”的知识精英，他们借此刊物发表对政治的观点，以尽“文章报国”之责。新记《大公报》1926年9月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续办，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在中国报刊史上是一张具有“文人论政”色彩的独立报纸。新记《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一个邀请学者、专家发表观点的精英论坛，曾经被称为《大公报》的四大特色之一。

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对中国新闻史的意义

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对中国新闻史的意义文／王春泉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大幕上，以“大历史眼光”观，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具有铸写历史的非凡意义，直接影响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模式。本文将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７年十余年的新闻辉煌勾勒出一个大要。１、一种叙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