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

对"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例如:当时的下放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关系如何?下放的主要动因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下放的理论根据何在?"青春无悔"还是岁月蹉跎?知识青年下放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等等。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初衷下发动的,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被宣传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而实际上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具有经验主义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与时代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这一时期,尽管在总体上、在指导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严重倒退,但是也有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所有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飞跃,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作了各种准备。

再论“文化大革命”起因

"文化大革命"是中外罕见的长时间、大规模的特殊的政治活动。其发生原因错综复杂。既有特定时代的大气候,又是国内外、党内外诸多矛盾的蕴聚和总爆发。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但如果没有长期封建主义的浓重遗留和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文化大革命"也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方法,客观地多方面地分析认识它。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 ,最主要的原因是 195 7年以后党内出现一种“左”倾思潮。促使这种“左”倾思潮发展到系统化与理论化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国内阶级斗争的错误实践 ,二是“中苏论战”的进行。两者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 ,互为因果 ,促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形成 ,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前高校历史系的青老教师矛盾分析——兼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从运动本身来说最先是从校园内被发动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此前校园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高等学校内,人与人之间关系普遍紧张,而在教师中以青老矛盾最为突出,从而使一部分青年教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本文以“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以“文革小报”为主要资料,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从而从一个角度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

“文化大革命”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多重原因。学术界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国内不安定因素和部分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都是促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

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是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混淆了文化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文化争论中普遍运用无限上纲的方法以及对文化战线的总体认识存在明显偏差。深刻把握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为“文革”结束二十年而作

“文革”十年，是我国音乐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十年，留给我们的是难以愈合的创伤和难以遗忘的历史教训，但同时也是广大音乐工作者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抵制、斗争的，充满浩然正气的十年。在“文革”结束二十周年的今天，很有必要对中国音乐史上这一段极其奇特的、反常的和复杂的＂文革＂音乐现象作出科学的历史的分析和总结，以利于中国音乐事业的健康发展。

《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诗歌——以“白洋淀诗歌”为例》(硕士学位论文)

“文革”中从事地下诗歌写作的代表性诗人有两类 :一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强行埋入“地下”的老诗人 ,著名的如“七月派”诗人和“中国新诗”派诗人。他们的地下写作是五四启蒙精神和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传统在时代挤压中的曲折显现。另一类是“知识青年”的地下诗歌写作 ,其中最具写作自觉性、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白洋淀诗群”。一群年轻人离开城市散落民间 ,严峻的现实催逼他们开始反思“革命”。马列经典、“红宝书”以及内部发行的一批“灰皮书”和“黄皮书”成为他们最直接的、共同的(文学 )思想资源。“文革”初期钦定的“革命者”终于成了“革命”的异己者。这样一种精神历程落实到写作中 ,使他们的诗歌在总体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 :对政治 (命题 )的关注 ,普遍彻底的怀疑精神 ,被逐之后的疏离感 ,对语言表达个体经验的追求 ,风格上思辨与感性的繁复混杂等等。当然 ,具体到个人则又表现出彼此不同的鲜明特征 ,如多多诗中高贵与邪恶的融合 ,根子诗中迅疾的叙事与凝重的思辨的结合 ,芒克诗中行吟传统与荒诞诗风的共存……“白洋淀诗群”在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个非常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一百年来尽管言说方式不断变化 ,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基本问题仍然未变 ,“焦虑”继续延伸着。“

论“文化大革命”中的教学“革命”

文革十年,学校变为政治斗争的战场,是受破坏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深的社会领域之一。学校日常的教学活动被要求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与现实的生产劳动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学科课程与教学被大量压缩合并,传统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被各种新尝试取而代之。师生还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走出校门学工、学农、学军。文革期间,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丧失殆尽,留给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

“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文学是畸形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特例，值得重视与研究。对“文化大革命”文学作出基本评估，总括其主要特征。

“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

本文从叙述"文化大革命"中对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的学习、宣传和实践入手,分析了这一活动的阶段划分、上层宣传和民众诉求的异同,以及主观愿望与实践结果的巨大矛盾。本文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现象,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深层问题的反映。它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是我们今天所必须注意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贬义词语的分化

所谓贬义词,就是表示人对事物现象的否定、贬斥的词。“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贬义词语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超范围地过量使用,而另一部分却基本相反,使用范围明显缩小,频率有所下降。造成上述分化的原因是词语本身所表示的意义,而根本的取舍标准却是当时的社会表达取向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我们认为,由这一现象入手,正可以进一步了解此期人们普遍的社会文化以及语言心理,同时也可以为观察和认识这场浩劫及其对语言和语言应用的影响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文化大革命”研究之现状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华文世界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有了较大地发展。本文以中国大陆为主 ,兼顾港台及海外华文世界的有关著述 ,对“文革”研究中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主题与内容、方法与手段、发展趋势与特点。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是随着研究理念的不断创新和各种史料的不断涌现而逐步深入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西方学者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重点从精英政治转向群众运动。由于这种研究受主观预设、抽样方法和样本容量等因素的限制,他们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误。本文基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当地群众运动的起源、群众派性认同的形成以及群众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等问题,对"社会冲突理论"的一些结论提出批评和质疑,并试图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作出新的整体性反思。

“文化大革命”初期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及其影响--兼论红卫兵与当地民众的行为、心态

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始于1966年8月,止于1967年初。运动之初,当地干部组织群众努力把"破四旧"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力保"三孔"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免遭破坏。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升级和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等外地红卫兵组织的介入,"破四旧"最终演变成一场"造孔家店的反"的灾难性破坏运动。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开展,不仅未能"移风易俗"、"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反而严重地破坏了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给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等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经验教训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