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上诗坛"与"地下诗坛",以及两个诗坛内各类诗歌之间存在着互相交织、纵贯的关联性;二是"干校诗歌"、"知青诗歌"和"天安门诗歌"同类题材诗歌文本互相辩驳对比的互文性;三是各类诗歌的创作场域、抒情姿态、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效果的多样化形态。

《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诗歌——以“白洋淀诗歌”为例》(硕士学位论文)

“文革”中从事地下诗歌写作的代表性诗人有两类 :一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强行埋入“地下”的老诗人 ,著名的如“七月派”诗人和“中国新诗”派诗人。他们的地下写作是五四启蒙精神和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传统在时代挤压中的曲折显现。另一类是“知识青年”的地下诗歌写作 ,其中最具写作自觉性、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白洋淀诗群”。一群年轻人离开城市散落民间 ,严峻的现实催逼他们开始反思“革命”。马列经典、“红宝书”以及内部发行的一批“灰皮书”和“黄皮书”成为他们最直接的、共同的(文学 )思想资源。“文革”初期钦定的“革命者”终于成了“革命”的异己者。这样一种精神历程落实到写作中 ,使他们的诗歌在总体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 :对政治 (命题 )的关注 ,普遍彻底的怀疑精神 ,被逐之后的疏离感 ,对语言表达个体经验的追求 ,风格上思辨与感性的繁复混杂等等。当然 ,具体到个人则又表现出彼此不同的鲜明特征 ,如多多诗中高贵与邪恶的融合 ,根子诗中迅疾的叙事与凝重的思辨的结合 ,芒克诗中行吟传统与荒诞诗风的共存……“白洋淀诗群”在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个非常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一百年来尽管言说方式不断变化 ,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基本问题仍然未变 ,“焦虑”继续延伸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为“文革”结束二十年而作

“文革”十年，是我国音乐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十年，留给我们的是难以愈合的创伤和难以遗忘的历史教训，但同时也是广大音乐工作者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抵制、斗争的，充满浩然正气的十年。在“文革”结束二十周年的今天，很有必要对中国音乐史上这一段极其奇特的、反常的和复杂的＂文革＂音乐现象作出科学的历史的分析和总结，以利于中国音乐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挫折的一个特殊时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长期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倾错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弊端和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影响的总爆发。它所具有的复杂性,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我国国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道路,提供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正在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庆诗歌简论

文化大革命中重庆的诗歌创作是相当热闹的。文章简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诗歌,描述它的生存空间,分析其创作概况并概括特点,对此期间从事诗歌创作的梁上泉、王群生、徐国志、邓君吾等诗人的诗作进行了评述。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

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从那以后，人们逐渐形成一个普遍的印象，以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反对这个常识的，或者这个常识被遗忘、被搞反了。①这样的印象自有其针对性和合理性，但语意比较模糊，也不利于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牛汉诗作中的自然书写解读

"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革命意识形态覆盖下的文坛鲜有对大自然鲜活生命的书写,绿色诗意的缺失是这一阶段诗歌的基本特征和缺陷。七月派诗人牛汉却在生命遭受严重摧残与打击的逆境中,敏锐地发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身边的动物、植物书写中开始了生命的反思,表现出至为珍贵的生命意识,并在与自然心灵沟通中获得宁静的心灵抚慰与强有力的精神支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论析

"文革"时期,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经受了考验。民主党派的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许多领导人被批斗。 但民主党派始终坚信中共能解决好"文革"的问题,以克制的态度对待"文革"。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周恩来的 具体组织下,尽量保护了民主党派,支持民主党派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并使民主党派逐步恢复了活动。

执政心理错位: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执政文化建设解析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执政生态环境复杂,引发党的执政心理错位。"左"倾理论的指导、反修防修、中苏论战的交互作用;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影响,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个人崇拜以及大批判的政治浪潮,全面夺权和"斗、批、改"运动,造成恐惧和暴力的执政文化登峰造极,并以一种近乎悲剧、闹剧的方式,将文化政治化、阶级斗争化所带来的危害充分地暴露出来,给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带来诸多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人的诗与思

著名诗人学者萌萌(鲁萌)基于历史反思与精神出路探寻之亟需,主编了《那一段回流——学人诗存》,选编了九位学人创作于文革期间的诗作,揭示了"文革"风暴在一代知识者灵魂深处留下的印迹以及他们的精神裂变与反思。这些作品既具有文学史价值,又具有思想史价值。运用"以诗证史法"对他们进行研究,有助于考察"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与知识者的精神状况。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经济的新探索——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3卷

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40年历史过程中,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是最难研究的一段。首先是搜集资料难。不仅统计资料奇缺,而且核实任务极重。其次是综合分析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备受摧残,但在某些方面又有一定的发展和成就,分析的分寸不易把握。第三是立论创新难。这不仅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问题难以下笔,而且需要有理论上的勇气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令人高兴的是,赵德馨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3篇,(下简称“

《辽宁文化大革命纪实》编写组来我馆查阅文革时期档案资料

2008年12月16日，为了完成《辽宁文化大革命纪实》的编写工作，省委办公厅、省政协陈巨昌、俞勃两位同志来我馆查阅文革时期档案资料。

建国初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英关系在香港地区的体现

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97年香港一直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问题逐渐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同时是中国与英国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英国政府采取何种政策面对香港地区的中国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中英关系的本质,因此,在解读中英关系时,香港地区是不可绕过的重要地区,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英关系也有着不同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我们在剖析中英关系时也必须带着时代的眼光。在本文的研究当中选取了两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英关系在香港地区的体现进行必要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与邓小平”

由胡华的博士生牛军所著的这本书认为美国调处国共矛盾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由于1944至1946年是世界历史转折的年代,世界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圳地区的边防管理

深圳市原为宝安县,南以深圳河与香港相连,两地人民同宗同族。新中国成立后,深港边境成为联系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纽带,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较量与对峙的前沿阵地。＂文化大革命＂时期,＂肃清港澳资本主义的诱惑,与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作斗争＂,一直被视为深圳地区①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一时期深圳地区边防管理的研究,揭示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的必然性。一新中国成立前,边防管理松懈,等于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可以自由出入。

“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为何赞扬中国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质极度短缺、精神极度压抑的环境里。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历史学家何炳棣、物理学家杨振宁、数学家陈省身等人回国访问后，却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

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

《党史通讯》1987年第10期刊登了唐昌兴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与时限之我见》(下称《标志》)一文,读后受益匪浅。《标志》一文不同意传统上以粉碎“四人帮”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和“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的说法,提出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文化大革命”时限为12年的观点。这对于引起史学界、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关注,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都有相当的意义。但对《标志》

读《“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记述周恩来的书有数十种之多，虽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但着重记述周恩来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事迹的书，《“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还是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