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时期广西的“文字狱”

清代乾隆时期,"文字狱"的情况各有不同,这于发生在广西,或与广西有关,或波及广西的"文字狱"狱案中可反映出来。乾隆初期,文网宽疏,对文字之罪的处理较为宽大;乾隆中期,文网密布,"文字狱"狱案频发,处理严酷,发生在广西的狱案就有数起;乾隆后期,从乾隆帝对一宗始发于广西的"文字狱"狱案的宽大处理可看出他在处理涉及民族宗教问题案件时的谨慎,也反映出当时因形势所迫,朝廷无力苛求文字,文网弛禁的状况。

清代“文字狱”下未失掉的诗人品格

清代大兴"文字狱",使得一些文人创作出现了回避现实而偏向形式主义的倾向。但也有许多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敢于批判"文字狱"的黑暗、描写下层人民的凄惨生活、揭露和谴责官吏对百姓的摧残,表现出了高尚的诗人品格。

从善书批判看吕留良《四书讲义》——兼及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康熙初年,"复社余孽"吕留良先后写成《天盖楼四书语录》和《四书讲义》。雍正十年(1731),朱轼等奉皇帝之命对吕留良《四书讲义》"逐条摘驳,纂辑成帙",写成《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两者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华夷之辨和五伦之别上。就后者而言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以"孔孟之徒"自居,通过否定善书的命运观、批判善书的义利观,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善书"劝善"的性质;而同为"理学名儒"的朱轼等人则出于社会教化而非个体修身的需要,表达出与吕留良不同的善书观念,从而对吕留良的善书批判进行批驳。解读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可以更好地发覆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实说六世祖纪晓岚

近年来,有关先祖文达公纪晓岚的戏说影视剧影响很大,而且续剧不断拍下去。常常有海内外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询问:大才子纪晓岚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今年恰逢纪晓岚逝世200周年,《海内与海外》杂志多次向我约稿,希望向读者介绍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我不揣笔陋,将我所知的先祖纪晓岚其人其事介绍给海内外读者,以期对这位为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