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前公共舆论空间中的“文学革命”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文学革命是如何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由《申报》对文学革命的若干报道观之,文学革命在1918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引起世人的部分关注。提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机缘巧合地被陈独秀带入到了受舆论瞩目的、处于改革前沿的北京大学之中;并且随着《新青年》同人的身份整体性地笼罩上北京大学的光环,在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举措陆续传出谣言之时,《新青年》的社会认知度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在人际间的口耳相传与印刷媒体的正反两方面的反应以及《新青年》同人的主动出击的综合作用下,1918年末之时,文学革命声势日隆,逐渐成为公共舆论中的重要话题。

论《新青年》杂志促成“文学革命”之功

五四"文学革命"在《新青年》杂志酝酿、萌发、壮大,并最终取得胜利,得益于其强大的传媒鼓动和社会召集作用。它具体表现在:巧妙的编辑策略引发了"文学革命"的话题;文艺栏与编读互动栏目的成功设置推进了文学创作实践;独特的运作机制与营销模式有效地扩大了"文学革命"的社会影响。

《文学与历史的选择——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博士学位论文)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无法回避的话题。它不仅在当时即引起了关于文学的性质、功能、创作主体、创作方法的激烈论争 ,且对其后文学的基本走向产生了深广影响。转向的发生 ,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 ,也有“文学革命”思想理论上的局限 ,其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进化论、国家主义、平民化倾向以及反对古典主义的不彻底性 ,最终导致了对自身的否定。创作主体的心理因素亦不容忽视。转向并不纯粹是政治对于文学的强加 ,历史选择变换的必然性 ,确曾激发起作家自我调适的主动性。转向既有对“五四”文学的承续 ,更有新质的产生。它所引发的文学观念、审美趋向、文体形态的变化及其正负效应都足资探讨、借鉴。

《新青年》杂志是如何掀起“文学革命”风暴的

用一本杂志掀起一场文学革命和文化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青年》杂志之所以能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和当时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但陈独秀等人的主观努力和他们的选题策划艺术与运行实践也是功不可没的。本文作者对《新青年》杂志掀起“文学革命”的选题策划艺术进行了探讨,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把刊物做大做强,用杂志影响时代发展不无启迪。

从“教育救国”到“文学革命”——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形成

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首倡,而其“文学革命”主张的形成,其直接动因则在于其“教育救国”思想。

梁启超在“文学革命”中的启蒙作用

文学革命是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起点，进而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提倡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史学界往往把“文学革命”作为陈独秀、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专用名词，此说应有商榷之处。戊戌变法时期，在梁启超的领导下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正如郭沫若所说：“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所以这个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

呼应与异见——论“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之关联

新文化运动视域下的“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联系紧密。新文学家们试图将文学的影响力扩大到美术领域,而美术界也有意识地借鉴“文学革命”的思路。在启蒙、科学、个性主义、平民化等具体问题上,两者既相呼应又存在相异的思考路径。美术界对“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反思,表明其有意识地对“五四”时期勃兴的工具理性话语进行纠偏,是对以科学、理性为内核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补充和丰富,显现出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多重面向,其立足于自身固有的文化体系、审美规律进行的现代变革,对构建中国现代文艺的主体性和民族性至今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从“白话文学”到“国语的文学”:胡适对母语文学现代性复兴的“尝试”

"白话文"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话语表征,只有置放于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进程中,才能领会其价值意义。胡适对新文学的"建设性"贡献经历了一个从"白话文学"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探索、修订、演化和发展的历程。正是在这个过程或历程中,胡适的(文学)语言观乃至文学思想无形中指向以母语文学为底蕴的"文统",其本质是对(现代)母语文学的想象性构设。诚然,这种想象性构设仅停留在"尝试"阶段,体现在其话语阐发中则表现为一种"片面"的"真识",但却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开启了一扇门。各种语言资源得以拥入,其中所昭示的正是文学母语融合与母语文学重构的趋势。

“传统”的发明——“整理国故”运动与王国维“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形象建构

王国维早年写下了大量文学论著,但在清末民初,并没有多少人察觉它们的跨时代意义,有的还被当时的文坛同人有意无视。直到“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其“现代的”与“科学的”文学思想才开始备受关注,进而在文学研究会同人的推动下,被置于“文学革命”带来的新的观念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加以认识,其本人也被逐渐建构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与此相伴的,是“新文学”在“文学革命”之后的自我调整与成长,以及“新思潮”的内在辩证与突破。王国维的“先驱”意义既在如是历程中被“发现”,也参与照亮了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一种“传统”的发明。而此番发明的结果,很快便以文学史书写的形式被确认下来。

胡适诗歌观念中的“意象”辨

经过多位学者的辨析,胡适开"文学革命"之端的"八事"受美国意象派影响而出的说法已得到澄清。本文从意象角度切入,重新比较胡适发动"文学革命"之始对彼时中国诗歌创作中在意象问题上的历史性批评,以及英美意象派关于意象的观念,以进一步梳理"新文学"发端之始胡适从意象出发构建的新诗观念。

20世纪之初文化转向与小说范式转换

在传统文化格局中,经史系统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和权威性,这对于传统小说哲学来说,几乎是一种先在的预设,小说附骥于经史而被纳入文化大格局之中,并因此而在最低限度上具有某种文化意味,获得某种存在的权利。20世纪前后直至“五四”时期的文化大变局,在猛烈抨击传统文化的同时,把小说革命推到文化转向的潮头,于是小说理论范式的转换成为可能。20世纪小说在这种巨大的文化变局背景中出场,以其历史性的范式转换,直接参与文化大变局的过程,并构成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和成果。小说范式转换的文化基因,潜伏在20世纪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的流变之中,大体规定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文化品格和特色。

“两个李陀”:当代文学的自我批判与超越

在获得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40年后,李陀以长篇小说《无名指》和论文集《雪崩何处》重归文坛,并将重倡"现实主义"作为其主要问题意识。文章以《雪崩何处》勾勒的思想地图为线索,以李陀的文学实践为个案,在四十年的历史视野中反思"新时期"文学的自我批判与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文学展开的内在脉络。论文三部分分别涉及40年中"两个李陀"的断裂与延续、80年代"文学革命"的内在理路和21世纪重构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基本维度,尝试整体性地考察与检省当代文学四十年的来路与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