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发明——“整理国故”运动与王国维“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形象建构

王国维早年写下了大量文学论著,但在清末民初,并没有多少人察觉它们的跨时代意义,有的还被当时的文坛同人有意无视。直到“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其“现代的”与“科学的”文学思想才开始备受关注,进而在文学研究会同人的推动下,被置于“文学革命”带来的新的观念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加以认识,其本人也被逐渐建构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与此相伴的,是“新文学”在“文学革命”之后的自我调整与成长,以及“新思潮”的内在辩证与突破。王国维的“先驱”意义既在如是历程中被“发现”,也参与照亮了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一种“传统”的发明。而此番发明的结果,很快便以文学史书写的形式被确认下来。

“文学革命”中“人的主体性”建构逻辑

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推动的中国现代“文学革命”,是一场涵盖了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批评与文学功用等多重要素在内的文学事件。作为一场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至为深刻的文学事件,它以改革甚或弃逐传统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为手段,以追求文学表达的“个体-大众-阶级-民族-国家”主体性为主题,以塑造审美的人、道德的人、知识的人为目标,从而形成了一种既区别于西方文学现代性演变中处于与社会现代性对抗关系的“人的主体性”,也区别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之后文学现代性之于社会现代性遵从关系的“人的主体性”,表现为一种居于二者之间的独异型“人的主体性”。始于文学现代性而终于社会现代性,是这种独异型“人的主体性”的本质特质;勠力于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建设,是这种独异型“人的主体性”的根本目标。对“文学革命”中“人的主体性”的不同逻辑划界,不是为了强调其内涵的显著差异,而是要彰显其作用于社会与文学自身的不同方式与不同功能,进而反省其价值与不足。

“整理国故”运动与王国维“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形象建构

李浴洋在《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撰文指出,王国维早年写下了大量文学论著,但在清末民初,并没有多少人察觉它们的跨时代意义,有的还被当时的文坛同人有意无视。直到“整理国故”运动兴起,由胡适、顾额刚、傅斯年等新派学人对王国维的推崇首开其端,使得其“现代的”与“科学的”文学研究论著才备受关注,进而在文学研究会同人的推动下,被置于“文学革命”带来的新的观念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加以认识。

清末民初“新名词”的流行与文学革命

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来,随着中外人员交往的日益频繁,新事物、新思想不断进入中国,产生了许多表现新事物、新概念的新名词。这些新名词产生以后,一方面是有识之士和普通大众的广泛使用,另一方面则是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攻击。新名词在这种既受欢迎又被抵制的环境中,逐步渗透到汉语词汇系统中。这些新名词,既在观念层面,也在语言形式层面,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为文学革命的成功和新文学的发生奠定了语言基础。

对《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的再认识

191 6年《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以推进思想启蒙 ,确立了自身主导民初思想文化变革主潮的地位。但是 ,由于紧贴现实政治 ,使重新评价孔学这一在当时富有变革意义的学术思想文化命题未能得到更深入地展开 ,文学语体变革提出后也被纳入既有的思想启蒙框架中进行 ,并且衍生了《新青年》直接干预现实政治的主导倾向。《新青年》所以由提倡思想启蒙而转向介入现实政治有多方面的原因 ,根子则在陈独秀及其同仁身上根深蒂固的“共和制情结”。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

五四文学革命已经有 85年的历史 ,功过是非 ,理应给予理性的学术评价。对于五四文学革命 ,既有“新儒学派”的根本否定 ,受“新儒学派”影响的传统文化维护派的指责与否定 ,也有“国学派”、“鸳鸯蝴蝶派”、“新鸳蝴派”等的挑战 ,他们的一些批评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缺点与失误 ,往往不无道理 ,但相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功绩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功绩有 :( 1 )以白话取代文言 ,完成了文学语言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 2 )揭开了中国“人的文学”的新篇章 ;( 3 )彻底扫荡了“鸳鸯蝴蝶派” ;( 4 )取法欧美文学的经验 ,实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首次接轨。

文学革命:新文学历史的原点

在文化史上有个别重要时期或历史关头具有原点的意义。这样的原点,是指文化史的河流如同遭遇了地表的断层,从一个地方突然高高地跌落。虽然向前奔腾的水还是这股水,可是它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域,遵循着全新的流动规则,呈现了全新的面貌。此后它的前行,便是从这个新起点开始的。这个跌落处带有根本性的转折意义,便是一个历史原点。五四文学革命就具有这种历史原点的地位和意义。“五四”形成了新文学传统的原点,这个原点自然包含了民族传统的因素,新文学显然与古典文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前者相对于后者又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飞跃,从文学的内在观念到外在表现形式,都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

论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性

作为一个特殊称谓,"文学革命"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的诞生。与此同时,"文学革命"作为一个独特的阶段,从酝酿到发生、发展又一直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具体在涉及"文学"和"革命"的前提下,充满两歧的特征。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具体解析4方面内容,探讨围绕"文学革命"的两歧性。在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下,本文期待以立体地方式揭示文学革命内在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在揭示两歧性的过程中,找寻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价值转向

五四"文学革命"与1922年至1936年期间由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作家、左翼作家倡导的"革命文学",本同属于中国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在活动主体、大众方向、白话文形式等诸方面有着很大的继承性和同一性。然而,由于"革命文学"论者误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于是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对五四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展开了一系列的讨伐活动。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看似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实际上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变异。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从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唯心论到唯物论、从人性论到阶级论、从人的文学到无产文学、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性文学到人民文学、从自由创作到遵命文学、从艺术自律论到政治工具论等等,都是这一变异的表现。这种变化奠定了后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文学形态的价值取向,直到1978年12月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有所改变。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按照五四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五四文学的回归与超越这个"之"字形的道路去重新认识。

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文化的突围与重构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次伟大转机,它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刺激下,通过语言文字、价值观念、审美形态的种种变革,最终获得了现代性的话语平台。但是,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文学革命所完成的终极历史使命,也只是“文化”的转型而不是“传统”的否定。这其中就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去向问题,我们必须去加以解决。

“文学”如何“革命”——近代“文学革命”话语的生成

清民之际,随着中国摄取西方文明的进一步推展,知识界汲纳西方文明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技术移植转向制度文化的学习与改造,见诸议论的内容涵括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等诸方面。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文学革命"概念,展现了术语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这一概念生成经历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的近代转型。

“国语统一”、“文学革命”合流与中文系课程建制的确立

"国语统一"是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如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那样重要。"国语统一"与"文学革命"合流之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显现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各个层面,同时也带动了图书出版、报刊传媒的迅猛发展。仅大学中文系的文学课程、语言课程建设而言,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清华大学贡献最大,由此带动了古籍的整理研究、歌谣的搜集整理和对新文学的研究;随之而起的殷商考古、敦煌文献整理、明清大内档案整理和方言调查,共同形成语言学研究中的"文献整理"+"田野调查"的学术研究模式,将传统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提升到参与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的文化支柱地位。这些课程的确立,强化了中文系学科的前沿性、时代性和学术性,造就出了掌握"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得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的一代"新学人",使得科学落后的中国,因自身的人文学术研究的崛起,而能够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

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与钱玄同的“五四”文学革命

钱玄同加入"五四"文学革命阵营之时,借用、转化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资源。他一方面从雅俗、骈散、文质层面建构"不用典"论,提倡以今语为雅,反对骈偶与"尚文"之风,并将具体的攻击对象落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上;另一方面为白话的"言文一致"与"用字过繁"找到相应的学理依据,并以"用字之误"来抓住痛处的朴学论争方式,回应了当时关于五四白话文的质疑。钱玄同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资源的引入,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切实的着力点与历史凭依。但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是以小学为核心,视文言为主体,而钱玄同则尊白话为文学之正宗,并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主张废除文言,强调白话文的绝对正确性与独立性,故而,二人的文学语言观存有明显的区别。

胡适与《新青年》的相遇:从文学翻译到文学革命

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曾在《新青年》和《甲寅》上发表过短篇小说译作。胡适早年的文学翻译活动体现了借助翻译来改进中国文学的设想。民国初年黄远庸、陈独秀等人也有类似的思路,但文学翻译在当时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当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在《新青年》上引发了白话文学运动之后,外国文学的翻译才真正地被转化为创造新文学的资源。

1918年的鲁迅思想与文学革命之关系

以1918年为界,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之前的文言论文呈现了浓厚的现代性思维特征和启蒙话语的超前性。他通过批判"物质"与"众数"的弊端而建构的启蒙话语超越了五四前后的《新青年》群体在民主、科学等观念上所达到的理论深广度,而表现出对"科学"所带来的物欲倾向和"民主"可能导致的新的话语霸权的警醒,并在实际上构成了对此后的《新青年》群体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参照系上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倾向的批判。加入新文化阵营后的鲁迅在启蒙话语上,一方面持有在"听将令"的规约下激烈的现实批判态度,一方面是自述启蒙行为时对启蒙意义的质疑和对启蒙群体的疏离。鲁迅的这种消解、质疑、疏离体现了他的启蒙主义的深刻性和文学革命思想的独特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

五四爱国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下爆发的,它同时又扩大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场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和创新的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其基本精神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

胡适的文学革命理念

胡适文学革命理念的核心是全面批判文言。胡适认为,文言无论从表情达意,还是教育实践,或是写人叙事,或是作为社会的媒介,无一不存在严重退化。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念里,语言作为工具必须明白清楚,通俗易懂,使人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读者能够清楚地接受它,因此主张用白话作为语言工具。胡适深知,语言工具的变革必定带来文体革命和文学革命。

新媒体与新的文学革命

中国网络文学自1998年兴起至今,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学界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也渐入佳境。那么,由网络而来的新媒体对文学将会产生怎样的深刻影响?新媒体能否引发一场文学革命?这一组文章正是就此进行探讨。周海波的《新媒体与新的文学革命》一文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的文学是具有挑战意义的、革命性的文学事件,必将引发新的文学革命,带来新的美学原则,标志着旧的文学时代即将结束,同时标志着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李宗刚的《基于新媒体之上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在孕育》一文认为基于新媒体之上的文学,正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变革向文学革命转化,这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秩序,而且还将孕育着一场新的文学革命,从而改变文学的版图。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基于新媒体之上的文学还没有真正地蜕变为新文学——一种区别于五四文学所奠定的"文学成规"、具有"新颖的文学形式"的新文学。李钧的《网络文学:新媒体革命与"新新文学运动"》认为网络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新媒体革命,其无纸传播、超文本功能和全民模式,标明网络是人类文明进入后现代状态的一场新媒体革命,而依托网络而来的网络文学则是一场没有宣言的"新新文学运动",这除了新传媒革命引发的写作与传播方式的变化外,还表现在语体革命和文体革命等方面。贾振勇的《网络时代诗意如何栖居?》则不无忧虑地指出,网络世界作为"精神的自然世界",其鱼龙混杂的境况实在是让人欢喜让人忧,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到底为现代中国文学带来什么,依然是一个前景暧昧的命题。他最后期盼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带给我们的文学艺术世界的力量,能够为人们创造一个可以诗意栖居的世界。

文学革命与梁启超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更新的贡献

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