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唐山工业领先于全国原因初探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损失累计达5000亿元。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中,“抓革命”被放在首位。在1966年和1967年最严重的动乱期间,全国有不少地区停产“闹革命”。尽管十年中全国经济总趋势是发展的、上升的,但增长速度缓慢。

刍议当代小说的见证叙事——以“文革”题材小说为对象的研究

见证文学是指为历史作见证的文学,当代作家在"文革"后的30多年里,通过小说对"文革"进行了自觉而持续的书写,这类丰富多姿的"文革"叙事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文革"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体造成的创伤和破坏,见证了"极端年代"的社会景观和人性景观,这类小说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见证历史的作用,开创了见证叙事的历史传统。论文分析了"文革"叙事的见证功能、如何见证历史以及这类文学叙事见证历史的意义等问题。

“文革”小说中“文革”记忆的转变

自新时期文学以来,"文革"一直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检阅三十多年来"文革"小说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文革"记忆经历了三次显著的变化,并且每一次变化又都反映了小说在创作模式上的转变,具体表现在:在创作思维上,从集体记忆到个人记忆的转变;在文体风格上,从历史悲剧到狂欢喜剧的转变;在文学题材上,从"文革"主题到"文革"背景的转变。中国当代小说中"文革"记忆的转变不仅体现了民众记忆"文革"的文化心理历程,同时也反映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文革”新词语考察

“文革”时期产生的新词语为数众多,本文对这些新词语进行了概要性的介绍,在此基础上,重点从音节形式和构成情况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此期新词语的音节形式比其他阶段的新词语长,而在构词上,则有高频使用的构词成分多、“数字构词”多、“军事构词”多等特点。

“文革”时期的“极端词语”及其使用

"文革"时期,各类"极端词语"的使用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最"和"大"的使用。

试论“文革”时期词语的贬义化

“文革”时期，大量的词语实现了由中性或褒义到贬义的变化，或者是新增了贬义的色彩，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词语贬义化的原因以及几种不同的变化和发展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文革”的反思与评价——兼论新时期对“文革”言论的理性认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从1957年以来"左"的思想发展等方面深刻分析揭示了"文革"发生的原因;从阻滞经济发展,破坏民主、践踏法制,禁锢思想、戕害社会风气等方面指出了"文革"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立足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文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文革"的反思和评价,可以使我们理性地认识和对待当下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关于"文革"的言论。

“文革”史研究的局限及其应有的新视角

在"文革"史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基本遵循"上层斗争说"和"社会冲突说"两种解释路径。两种解释路径将考察的历史主体均局限于社会的某一部分人,忽略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影响和互动,造成对许多历史事实认识和理解的相互冲突。对"文革"的研究应当有新的视角,即从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这一大的历史进程的角度,从社会分层的角度,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文革",以深化对"文革"的研究。

政治文化主导下的“文革”叙事——论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限度及作家心态

＂文革＂在新时期之初甚至在整个八十年代语境中,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史、思想史、史学、社会史等不同学科与领域共同染指的自由言说与学术研究的交汇点,但作为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历史事件,＂文革＂在被不同学科、不同文体文类表达与讲述前已被规训与规定好，“伤痕”、“反思”小说对于政治之祸的金刚怒目式的控诉以及哀怨凄美的美学风格并非主流话语的失控.

“差序格局”打破后的“文革”悲剧——论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

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是一位勤奋踏实、不断探索的作家。继完成长篇小说《高兴》后，他把目光重新投向熟悉的乡土，怀着探究“文革”历史悲剧的强烈使命感，竭尽四年心血，写就长篇新作《古炉》。

历史责任与“文革”记忆——读贾平凹的《古炉》

《古炉》是贾平凹带着"文革"的责任和记忆,以狗尿苔这个孩童为叙事视角,写"文革"来到古炉村后引起的村民的心态、生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古炉》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风格,在对乡村生活琐事的描绘中抵达人性的本真,在对"文革"神圣性的嘲讽中挖掘其荒诞,在对魔幻世界的勾勒中蕴含对传统伦理的缅怀,在一场场闹剧背后显露出贾平凹对"文革"的深思。

从里委会到革委会——“文革”十年中居委会的考察与思考

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居委会虽然遭到了相当的破坏,但其完全中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实际上,整个"文革"期间,居委会主要的任务是协助无产阶级专政及政府事务与履行必要的社会职能,这一发展其实只是它满足不同时期形势要求的一种正常反映,并未超出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文革”时期的中国图书馆事业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时期的图书馆事业是我国当代学术研究中一段很薄弱的部分。笔者查阅许多回顾50多年我国图书馆当代历程的文章，发现回顾文章对1949－1966年“文革”前17年和1976年（尤其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30年的我国图书馆事业研究都有全面、详细的论述。而对“文革”十年，则大多是几笔带过，仅概括为“十年动乱，图书馆被迫停止了正常的工作”，

新时期“文革”大学叙事中的“校园生态”

新时期的"文革"大学叙事真实地反映了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大学"校园生态":高考招生制度被废除,正常的教学、管理和学术活动悉被破坏。缺乏制度保障和人身自由的大学校园已不再是学术活动的场域,更遑论知识分子生活的社区,它成为了"文化革命"的"前沿阵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大学所累积形成的大学校园生态至此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然而,在对"文革"大学往事的否定性叙述和批判式反思的过程中,既有令人惊颤的校园场景,也不乏令人感动的人生片段。

现代性的信仰维度——论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

近年思想界以现代性的视野对"文革"与"五四"进行反思时伴随着误读的现象。"五四"、"文革"与现代性"信仰"之间各自形成了某种"异化"而又迥异之关联,前者是对信仰的误读,后者则是对信仰的亵渎。亵渎信仰,"文革"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催生出现代性因素;误读信仰,"五四"科学主义、进化论式的现代性诉求亦值得反思。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思潮已孕育着现代性反思的萌芽,即以人性为基本评判准则的人文诉求。"立人"的命题在今天理应赋予符合时代内在需求的新的内涵,即夯实现代性的人性论基础,切实获得现代性的信仰维度,从而通往人的自由和超越。

“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到目前为止,“文革”口述史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挽救了很多“活”史料,拓宽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写作过程也比较严谨。但是,这项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实践与理论相对脱节,例如名实不符、视角单一、缺乏研究意识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加强“文革”口述史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切实发挥口述史史料来源广泛、研究者与当事人互动性强、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可以互证的长处。

历史苦难的边缘性诠释--“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考察

"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涌现,对童年生命的苦难的揭示成为其一大主旨。这类童年叙事着意表现儿童在历史中沦为"非人"的境遇,在普遍人性畛域和政治历史语境之间寻找苦难成因。这种立足于个人童年记忆的生命言说,从边缘性的一个新维度深化了对"文革"历史苦难的挖掘和诠释。

“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以《山东师院学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为例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把“鲁迅的方向”确定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之后，鲁迅便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价值体系中，获得了认同和推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时期，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占据主流位置，甚至在某些时段，鲁迅还被“四人帮”当作推行专制政治的工具，沦落为大批判的承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