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小说叙事的意识形态

农民工小说具有突出的真实品格,这种非常艺术化的效果似乎将它与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然而,农民工小说叙事并未脱离意识形态,它有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比如,实践路线、"以人为本"、经济主义等。只不过这些意识形态作用于叙事文本的形式较为隐蔽,且给小说叙事的艺术性留下了较大的拓展空间,所以在小说作品中变得隐而不彰了。当然,不应忽视的是,农民工小说叙事作为艺术所具有的反叛天性,常常使其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形成挑战。

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

新世纪的中国乡村与乡土小说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容量,乡村与乡土小说的历史化也成为可能。乡土小说历史叙事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乡土小说历史叙事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在农民作为叙事主体之外,新世纪乡土小说不断进行以土地和乡村作为历史叙事主体的文学尝试,以期进入“乡村本体”书写的根性问题。二是乡土小说历史叙事的“农民性”问题。新世纪乡土作家如何在对“农民性”理解的基础上,创作出“作为”农民、写农民、为农民的乡土小说。三是坚持批判性历史意识或纪念碑式历史意识的文学历史叙事,发现乡村历史叙事的两条线索。只有将中国乡村置于历史的维度进行思考,才能发现当下乡村的现代性问题,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资源。

历史苦难的边缘性诠释--“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考察

"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涌现,对童年生命的苦难的揭示成为其一大主旨。这类童年叙事着意表现儿童在历史中沦为"非人"的境遇,在普遍人性畛域和政治历史语境之间寻找苦难成因。这种立足于个人童年记忆的生命言说,从边缘性的一个新维度深化了对"文革"历史苦难的挖掘和诠释。

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

在农民工小说叙事中,关于女性农民工的叙述数量众多,恐怕要占到新时期以来农民工小说叙事的半壁江山。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集中书写改革情境中身陷城乡分割体制中的独特女性命运,充分暴露了男权社会的专横、阴戾和丑陋。然而,整体上过于悲苦哀怨的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还是钝挫了它的女性意识批判的锋芒,只有少数描述进城农村女性新变的作品显示了农民工小说女性意识的深度,勉为其难地切入了时代的本质。

文革叙事中的批判与反思——以严歌苓的《白蛇》为例

移居海外后的严歌苓偏爱用"文革"叙事来塑造中国形象,但作家在"文革"叙事中并不做道德审判,而是惯以一种冷静的基调挖掘出动乱年代中的扭曲人性。在严歌苓"文革"题材作品中,最具开拓性意义的当属小说《白蛇》。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不仅对特殊时代的人性进行了考察,还不带偏见地对同性情爱给予了某种认同和理解,创作出了一部纯净的反映"文革"同性之情的小说,并以此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

余华带给我们什么——简析余华的“文革”叙事模式

余华作品中的文革叙事几乎成为一种写作定式。这不仅包括典型的"文革"小说、正面描写"文革"场面的作品,也包括将"文革"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加以描述的作品。他从各个角度,以不同人的视角,写下自己关于"文革"的并不清晰的记忆,执着地将苦痛的东西撕裂给人看。余华叙写"文革",揭露了"文革"中暴力的深层机制和暴力的无意识根源,提醒中国人要反思而不是遗忘。

姜文电影革命叙事思路及策略的演变——以《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三部影片为对象

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在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驱使之下,完成的一次对部队大院孩子成长的热烈追忆的话,那么到了《太阳照常升起》,则是对之前的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的一次越界反叛。《太阳照常升起》的主角已不再是躁动着革命理想主义狂热激情的孩子,而是把知识分子、普罗大众推上了文革的历史舞台。姜文重新梳理和修正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所流露出的革命者后代"集体性自恋"的优越感和失落感,从而使革命的叙事方式发生转变,从规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顺从转向了对文革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抗。到了《让子弹飞》,姜文则较前两部影片更进了一步,以想象与隐喻的方式对中国式革命的发生进行了推演和还原。而这场虚构的对革命的重新建构和演绎某种程度上是对旧式中国革命的一种回应,或者说是对未来的中国式革命的一种寓言。

叙事突围与声音变构——一九七○年代中末期小说研究

一九七十年代中末期,是一个急遽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不仅改变着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学创作作为人们艺术地把握世界、探索现实的特殊方式,在这场变革中更是首当其冲。一个特殊时代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从“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转型。

浩然的“文革”叙事——农民意识标本研究

浩然被认为是“文革”时期中国文坛上剩下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个作家。浩然小说所呈现的叙事特色是一种典型的“文革”叙事，尤其是其中的农民意识。通过对浩然作品和文学历程的分析，能够揭示这一文学标本的农民性。文学研究不是单纯的考古发掘，文学研究要求反思，要求照亮现实。在当下，浩然这一农民意识标本无论如何都具有很深的时代感。

解放区土改叙事中的“土”与“改”——以丁玲、赵树理小说为例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现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小说,几乎都是关于"土"与"改"以及相互关系的文学叙事。丁玲与赵树理是解放区两类作家的代表,同样写土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邪不压正》是两种样态的土改叙事,二人笔下的土改虽各有长处与不同,但其土地意识的缺失却是一致的。

陈映真1966—1978年创作之嬗变及想象中的“文革”

1966—1978年,陈映真的文学创作在风格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阶段性变化的直接外部原因来自于海峡对岸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文革"在大陆的深入开展以及在国际上的广泛影响,给拥有隐秘"左翼"身份的陈映真以极大鼓舞。同时,他对"文革"的"道德性质"的想象使他解决了"左翼"主体的精神困境。这两者构成了陈映真作品风格由忧郁、感伤的浪漫主义风格转向冷静、嘲讽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基础,而这种风格的嬗变主要是通过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在叙事学层面的转换实现的。

后“文革”年代的欲望复苏

本文选自博士学位论文《都市叙事中的欲望与意识形态》。导师：陈思和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城乡焦虑·叙事伦理·和谐意识——新世纪文学中的“农民工”书写

讨论近年的农民工书写，不可忽视中国几十年来的文化事实。对于一个处于快速现代化的古老国度而言，短短的几十年中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社会阶层日益分化，中国人在现代化高速度的眩晕中不断处于焦虑状态。

三十年来“文革”影像叙事的代际研寻

作为一场全民集体参与、"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各方面的冲击,从个人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无一幸免。"文革"十年是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时间段落和空间场域。"文革"的影响甚至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绵延在新时期以来的一切文艺创作中,成为中国文艺30多年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母题。本文试图在一种比较研究的视野下,结合不同代群作者的生活经历、创作背景,采用作者研究、作品研究、文化研究等方式,研寻四代导演不同的群体文化心理,从而透析他们的"文革"叙述在主旨意蕴、人物图谱、文体特征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与延续。

“文革”影像的类型化叙事与内在机制

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史无前例的重大历史事件,＂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各方面的冲击,＂文革＂的影响甚至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绵延在新时期以来的一切文艺创作中,成为中国文艺30多年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母题。

“母语”挪移:中国记忆的祛魅——海外英、法语作家“中国语境”的省思

20世纪后华人作家从中国大陆来到西方欧美国家后,"母语"写作也自觉发生了转换(中文转换成英语、法语、德语),虽然他/她们依然沉湎于"中国语境"的增殖性生成,但对20世纪中国记忆自觉的省察和沉思、拷问却是他们祖国作家创作思维上最为欠缺的。近年来华裔作家用英语和法语等西方强势语言写成的有关"中国语境"小说,提供了20世纪中国普遍经验的个体苦难样本,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记忆的岩层,其中对模糊历史的追问和反思精神则更彰显出独立写作的重要性。自由独立的表述、适度的根性回望、对民族内心灾难/普遍经验的省察、宽宏成熟的历史意识/世界观,都是杰出"中国语境"小说必须穿越的视野和完成的向度。

接受美学的优势——谈《水浒》主题思维的争辩

“一本书具有文学价值的标志之一是它经得起各种不同阅读方法的考验。”

中国知识阶层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

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中存留着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的知识阶层只能依附于中国社会的其他阶级、阶层,作为不同阶级的代言人而存在,没有独立的社会价值.因而,中国的知识阶层也不可能是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那么中国的知识阶层在中国社会进步中地位和作用到底如何呢?

远方的访客:论段建伟的创作

段建伟绘画中的人物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土味”到“神圣”的过程。1961年出生的段建伟从学画起就无意识地选择了农民题材;后来有了1991年“段正渠•段建伟油画展”上的“新乡土”绘画;再后来,中世纪宗教美术中崇高化和永恒化的手法进入到段建伟的作品中;然后,与中国古代造像和壁画达到精神共通,逐渐地去叙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