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小说”: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

所谓"文革小说"本文中是对"文革"时期创作、出版的一批长篇小说的特指,它们作为"文革"时期特殊政治语境的产物,其生成机制和表现方式完全被《纪要》等"极左"的纲领性文件所左右,在以工农兵为主体并为工农兵服务的意义上,通过向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借取资源,形成了一种政治叙事中特殊的"英雄传奇",由此成为当代文学史必须予以检视的特殊现象存在。

另类的“红色经典”——“文革小说”再评价

"文革小说"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与文学生产的"一体化"和"制度化"有密切关系。意识形态色彩比较突出,文学的审美价值不高,但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文革"结束后,鲜有人提及,甚至被"集体遗忘"。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不能一概否定它,不要政治定性,要用理性的态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分析不同类型的小说的认识价值和它对文学现实的借鉴意义。

“文革”小说中“文革”记忆的转变

自新时期文学以来,"文革"一直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检阅三十多年来"文革"小说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文革"记忆经历了三次显著的变化,并且每一次变化又都反映了小说在创作模式上的转变,具体表现在:在创作思维上,从集体记忆到个人记忆的转变;在文体风格上,从历史悲剧到狂欢喜剧的转变;在文学题材上,从"文革"主题到"文革"背景的转变。中国当代小说中"文革"记忆的转变不仅体现了民众记忆"文革"的文化心理历程,同时也反映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刍议当代小说的见证叙事——以“文革”题材小说为对象的研究

见证文学是指为历史作见证的文学,当代作家在"文革"后的30多年里,通过小说对"文革"进行了自觉而持续的书写,这类丰富多姿的"文革"叙事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文革"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体造成的创伤和破坏,见证了"极端年代"的社会景观和人性景观,这类小说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见证历史的作用,开创了见证叙事的历史传统。论文分析了"文革"叙事的见证功能、如何见证历史以及这类文学叙事见证历史的意义等问题。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论王小波“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

王小波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作家,以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写出了他心中的"文革"。本文以"文革"结束后到王小波创作这段时间里其他作家所写的"文革"题材小说为参照,对比研究王小波"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

残缺人性的完美展示——浅析萧平“文革”题材小说

著名作家萧平“文革”题材小说独具特色,完美地展示了那一特殊时期的人性的残缺。这种完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真实感受的抒写,将扭曲的人性艺术地、淋漓尽致地呈示出来,在残缺中绽放了美丽;二是用“爱”来疗救、弥补残缺的人性,最终使人性走向完美。作品在反思批判历史、揭露残缺人性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美与爱的存在,这也是萧平“文革”题材小说的最大魅力所在。

“文革”题材小说的另一种“思维术”——美国华文文学文革题材小说研究

美国华文文学"文革"题材小说创作主要有两个作家群———台湾60、70年代移民作家群和大陆80、90年代新移民作家群。台湾"无根的一代"移民作家自觉肩负历史重任,以启蒙姿态书写"文革",使小说充满"载道"意味;大陆新移民作家反拨"无根的一代"浓厚的乡愁情绪,同时反拨大陆文革题材小说的那种感伤情调和群体化写作倾向,回忆和想象文革时逐渐走向"言志"。新世纪,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载道"和"言志"有走向合流的倾向。美华文学文革题材小说与大陆文革题材小说发出不同的声音,为文革题材小说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术"。

浩然“文革”小说的文学价值问题

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文革"文学的典型,加上"文革"前夕的《艳阳天》(第一部)和"文革"中出版的第二部和第三部,以及《西沙儿女》《百花川》共同组成浩然的"文革"小说。《西沙儿女》和《百花川》属被利用的"阴谋文艺",是"文学赝品",已失去研究价值;相反,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代表着浩然小说创作的"辉煌"和"问题",且在研究的视野中几次引起争议,至今存在分歧。对此,我们该怎样去研究和评价?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原则、态度和标准,不能意气用事,作情绪化的褒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和认识水平去苛求前人。对于像浩然及其文本都比较复杂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正面和负面并存、价值和问题同在的,而且是复杂地扭结在一起的。因此,必须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任何过分的褒或贬都是不合适的。

创伤记忆与成长叙事——论当代女作家的“文革”题材小说

"文革"视阈下的成长叙事是经由诸多当代女作家不断开掘的文学主题。在王安忆、铁凝、严歌苓、虹影等女作家的创作中,成长叙事呈现出不同层面的形态,无论是女作家对成长的追寻与反思、对苦难成长的追溯,还是对成长中人性扭曲的揭示,都融入了她们"创伤性"的个人成长记忆,共同构成了成长叙事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内涵。正是由于当代女作家们在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文革"背景下的成长叙事才为当代文学增添了璀璨的色调。

“文革”农村小说:女性命运观照及伦理探索

"文革"农村小说对"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探索,是通过对如下几种女性命运进行观照而完成的:一种是出身于没落地主、富农家庭,在婚姻、"贞节"、生育等方面饱受封建伦理道德摧残的人格萎缩型女性;一种是经受过旧社会的煎熬,但在新社会终于获得了新生的妇女;还有一种是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她们"家庭出身好,文化程度高,又有丰富的斗争实践经验",因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

论“文革”农村小说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一直是"文革"农村小说的中心视点之一。对"封建迷信,资本主义倾向,修正主义"的"阶级理性批判",由"贫下中农直接对土地的渴望,知青在农村的成长历程,新一代贫下中农的转型"所体现出来的"恋土情结",以"阶级斗争"方式,通过"集体化"途径,直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长征之旅",共同构成了"文革"农村小说自我标榜的价值景观。

“文革”后小说:意识形态与话语转换

在现代性追求的背景下,"文革"后小说经历了由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到作为民间意识形态的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的演变,在理性层面上,反映为从历史批判到现实关注与历史虚无的并行。这一演变既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深刻的结构性裂变,同时也昭示了中国现代小说乃至全部文学艺术的未来发展。

论“文革”小说的非理性语言

"文革"小说语言常常表现出非理性的形态,主要表现为贴政治标签、标语口号、豪言壮语和训斥。"文革"小说语言的非理性实质上是最理性的人的最狂热的表现,是那个时代非理性人的病态精神的体现。

论新时期以来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

新时期以来,"文革"题材小说研究论文集中在宏观考察,探讨"文革"叙事与"文革"记忆、"文革"历史的关系,以及打量其"思想史"意义等方面。2000年以后,研究专著和大量硕博士论文的出现标志着"文革"题材小说研究的真正兴起。从许子东到张景兰、沈杏培,"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完成了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的转型。当前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在作品搜集、文献利用、研究范式的建立和研究格局的扩大等方面都面临着一些不足,但是,其前景广阔,必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论“文革”农村小说的创作概况与创作背景

就作品篇目和作者数目的比例而言,"文革"农村小说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大的。造成这种文学样式畸形"繁荣"的原因很多,但特殊的时代生活基础,文学界持续不断的理论倡导和作者们与之相应的艺术追求,无疑是最主要的。

正典·反典·邪典:“文革”题材小说中情爱修辞的价值形态

情爱叙事的修辞变迁是捕捉与清理"文革"题材小说价值形态嬗变的重要线索。从《芙蓉镇》到《黄金时代》再到《坚硬如水》,这种价值形态大致呈现出重建价值、质疑价值到消解价值的发展线索。这种发展与作品出现的时代的某些特征具有深刻的联系。

“文革”地下小说中的“意识流”——兼谈地下小说的现代意识

"文革"文学一般分为公开文学和地下文学两类。公开文学主要体现当时的思想意识形态,以现实倾向为主。地下文学情形比较复杂,有现实的,也有现代的因子出现。新时期文学从"文革"文学中走来,其所带有的现代性具体表现在"文革"地下小说上。从文本角度考察,以《波动》等为代表的地下小说在形式和内涵上都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现代意识相通。《波动》还是"文革"时期特有的意识流小说文本。它和其它反映"文革"现实的地下小说一起,潜在地接通了新时期之初文学现代意识的脉搏。

“十七年”及“文革”小说的家庭伦理叙事

＂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小说,总体看来是延续了解放区文学和政治密切联系的新传统,小说日益变得意识形态化。本文通过探讨这个时期小说与极左政治的关系,可以看出,家庭伦理观也往往显示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性,体现着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的互相渗透。

记忆与反思——从〈河岸〉与“香椿街系列”试论苏童的文革小说

“文革记忆小说”是指有文革经验的作家在创作中以文革为大背景，借助自己的文革经验创作，所叙写的内容不超出作者文革时期的认知范围，并多采用与自己在文革中的角色相适应的叙事视角的一类小说。苏童的最新创作《河岸》重新回归了“七十年代”和“少年成长”的主题，这一点“香椿树街系列”小说曾经有很深刻的表现。但不能忽视的是，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差别的。同样是“文革”背景和“童年视角”，“香椿树街系列”属于“文革记忆小说”，而《河岸》则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