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三反”运动看执政党建设

1953年初中共中央发起了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本文主要对运动中的有益作法进行总结,分析、探讨其对当前强化执政党建设的历史镜鉴。

新中国人民公安中的新三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安机关在镇反、接管城市、改造战犯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也暴露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推动了“新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通过群众监督与自我革命。“新三反”运动纠治了公安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公安机关的纪律作风得到了深刻整改。“新三反”运动在坚持党的领导、加强作风建设、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方面,对今天的公安机关的队伍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黄逸峰事件”与上海“新三反”运动

1952年底,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党委书记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由于在处理学生信访问题上有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嫌疑,在1953年初被开除党籍并撤销本兼各职。尽管写匿名信的薛承凤个人目的明显,但事件爆发于"三反"运动行将结束之际,黄逸峰被认为自恃革命有功与党组织对抗,这使得中共中央认为整风整党工作和"三反"运动还不够彻底,从而对基层党组织的不纯状况作出比较严重的估计,将黄逸峰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加以批判,觉得有必要将其树立为官僚主义的新典型发起一场新的运动,从而拉开上海"新三反"运动的序幕。"黄逸峰事件"的过程与中央推出的"刘张典型"以及各地同时期所抓的各种典型有明显不同。高级党员干部黄逸峰遭到党纪行政的双重处理在克服官僚主义与反对压制批评方面影响很大,对中共来说是整党建政的一个成功范例。

1953年人民解放军“新三反”运动述评

在“三反”运动结束后不久,人民解放军于1953年初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为重点的“新三反”运动。这场运动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次以官僚主义为主要目标的作风整肃运动,通过这场运动,人民解放军各级首长机关下基层检查指导渐成定制,基层连队的“五多”问题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新三反”运动使人民军队获得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宝贵经验,成为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解放军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良好开端。

“三反”运动中之“宋北方事件”探析

1952年7月,禹县中学学生宋北方因批评揭发本校和县委在王正刚婚姻事件、解雇理发工人事件和写稿事件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行为,受到开除团籍和学籍的处分,后进行不懈抗争,直至青年团中央、中共河南省委介入才使问题得到解决,此事被称为"宋北方事件"。对事件的分析、反思,指出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以及加强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约束和规范权力、保障批评监督渠道畅通,对于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意义。

从“党外影响”到分散主义: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中共对官僚主义成因的认知

“党外影响”是中共认识官僚主义成因的逻辑起点,这一认识有理论和现实依据。“三反”运动后,官僚主义的持续高发使领导方法问题日益被重视。在以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发动同期,“新税制”风波,各地区、各部门对官僚主义成因的挖掘及典型的官僚主义事件,最终让中共将领导方法问题的产生归因于组织和制度上的分散主义。以反分散主义防治官僚主义,不仅符合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内在需要,而且是在短时间内遏制官僚主义成本最低、最直接的方式,体现出中共在“新三反”运动中的战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