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钟于民,心系于众——对“新乐府”诗派“向民性”本质特征的思考

“新乐府”诗派以其实用性、功利性的诗歌理论和丰富的创作实践,为后世的诗人开拓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广阔途径。通过对该诗派的发展渊源、诗歌理论、创作实践及影响等方面的思考,指出该诗派最为本质的特征应该是“向民性”。

试论吴梅与昆剧传习所、“新乐府”、仙霓社之渊源

吴梅作为一代曲学大家,与曲学界尤其昆曲界人士有着多方面交往。《吴梅日记》及现代报刊中记述了吴梅与昆剧传习所、新乐府、仙霓社有关人士的昆曲渊源。从1920年5月起,吴梅即与穆藕初有直接交流,讨论昆曲的保存问题,其后又多次参与有关活动,撰写评论,对于昆剧传习所的建立健全,扩大昆剧的社会影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7年,“新乐府”昆班建立之后,吴梅与其继续保持联系,并将剧本《湘真阁》交付顾传玠、朱传茗等演出。仙霓社成立之后,吴梅同传字辈艺人仍然保持联系,随时关心指导,1935年更与汪东、胡小石先生大力扶持了仙霓社在南京二十多天的演出。吴梅对昆剧传习所、“新乐府”、仙霓社的关注、支持,不应遗忘。

作为一种“叙事实体”的“新乐府运动”

唐代“新乐府运动”的说法能否成立,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角度,以安克斯密特提出的“叙事实体”概念来理解“新乐府运动”,可以跳出这样的争议,从关注“历史研究”的真实性转移到关注“历史写作”的有效性。将“新乐府运动”看成一种“叙事实体”,即一种“关于过去的综合性观点的语言学实体”,那么“新乐府运动”就是从元白等人这一类型创作实况中提炼而成的“语言实体”,是一种“替代品”而非“历史实在”本身。这种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也会影响我们的文学史观。

《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民乐传播传承新路径——以《新民乐国风夜》为例

中国的民间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蕴含着中国人民的艺术智慧,积淀着深厚的民俗风貌,能带给人们以独特的审美体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对于音乐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加,加之外来音乐的冲击、听众的迭代等问题,民间音乐的传播传承受阻。一些优秀的民间传统音乐文化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丧失了生存的土壤。2022年,《新民乐国风夜》横空出世,这对民乐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大有益处,该节目让民乐“出圈”,为民乐传播传承找到了一条新路径。

“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创作的致用务实精神

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是研究中唐文学的热点和不可能回避的内容,而发生在同时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在精神实质上有无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是什么,各自以什么样的面目(文学理论、文学作品)来表现的?时代的政治革新要求与思想意识形态的振兴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中唐时期无论是对革新的希望、疾呼,还是革新失败后的苦闷、寻求;无论是哲学思想上的反思、复兴,还是文学思想上的追求,都充满了革新的要求和革新失败后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中晚唐文学都染上政治革新、儒学复兴、参与现实与文学创新的鲜明色彩。“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出现,以险怪为特征的韩、孟诗派和以浅俗为标志的元、白诗派的崛起,刘、柳诗歌的深沉与孤峭,郊、岛之音的深入人心,司空图对王、孟、韦、柳的追踪,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的别开生面,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聂夷中等人对时事的冷嘲热讽,只要认真清理其思想和文学渊源,都不难在中唐政治革新及其社会影响中找到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古代知识分子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表现,具体讲,就是以文学干预现实的“致用务实”精神。

白居易并未领导新乐府运动

流行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和一些研究白居易的论著，都一致认为白居易掀起和领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王启兴的《自居易领导过“新乐府运动”吗？》（《江汉论坛》1985年第十期）认为，

中唐宫词与中唐士子人格两重性分析

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宫词,在中唐时期十分兴盛。中唐宫词从前期如火如荼的“新乐府”中游离出来,从纵向上看,它不同于齐梁到盛唐的“宫怨”;从横向上看,它在“元轻白俗”和“韩孟怪奇”两种诗风的夹缝中另辟蹊径。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体现了宫词创作主体——中唐士子人格的两重性。

论李绅前后时期诗歌风貌的不同及成因

李绅是中唐诗坛上一位重要诗人,他首创《乐府新题》,成为“新乐府运动”的先锋,其关注民生的《悯农》二首也脍炙人口,但从他晚年编辑的《追昔游集》看,其后期诗歌创作远离了前期批判现实的道路,究其原因是时代环境、自身经历、主观思想几方面造成的。

《吟风阁杂剧》研究述评

杨潮观（1710-1788），字宏度，号笠湖，江苏金匮人。从小能诗善文，14岁就有贤俊之名。乾隆元年（1736）考中举人，历任山西、河南、云南三省的七县知县，调升四川简、邛、泸三州知州。他在宦游期间陆续作32种一折短剧，编为《吟风阁杂剧》集。每剧前有小序点明题旨，内含微言大义，继承的是《诗经》小序及白居易“新乐府”序的传统。这部杂剧集以其深刻的思想性与独特的艺术手法成于清中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