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际导演”到“新力量导演”的转变看中国电影的嬗变

在过去的中国电影研究尤其是导演研究中,"代际导演"一直是某种特定话语,占据重要地位。在当下中国电影工业2. 0时代,"新力量"导演则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导演群体力量,从"代际导演"到"新力量导演"的转变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电影的嬗变,笔者通过比较"代际导演"与"新力量导演"诞生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美学特征等,观照电影在中国的艺术逻辑、商业逻辑与工业逻辑的角力过程,以期用更理性包容的视角看待当下中国导演的现实图景,寻求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合力路径。

无边的边界:中国“新力量”导演的地域空间表达

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现实主义的回归伴随着一批被称为中国电影“新力量”青年导演的成长,以风格化的作品诠释了他们对地域空间影像化的表现和现代性解读,他们的既不同于前辈电影人的空间观念,又有别于西方电影理论中的时空观念,以中国社会现实的地域性重新确立这种空间感,彰显了国产电影的文化自信与卓越的创造力。本文聚焦“新力量”导演电影的地域空间,从对现实边界的描摹、城乡边界的消融、对地域性空间的限定性建构,来实现这种现实主义空间观念的表达,从而体现他们空间表达的创新性与民族性。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审美新变——以“新力量”导演的创作为例

松太加、李睿珺、周子阳、万玛才旦、张杨等几位少数民族新导演的涌现,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现象",展现出少数民族电影的诸多新变。他们不再写民族国家的"伟大历史",而是更多关注个人的"小历史",更多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用更普遍的时代叙事取代特殊的民族叙事。这几位导演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识,以不同视角描画出新世纪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随着大环境的改变而呈现的改变,反映了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新的审美变化。

“体制内的作者”:当代中国电影的新力量导演

21世纪以来,在中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历程中,一个重要现象逐渐出现且越来越清晰——一个被称为"新力量"导演的青年导演群体亮相于中国电影舞台,他们在主体特征、电影观、受众观、电影美学风貌、创作思维、制片生产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以往导演,尤其是与第六代导演不同的新特点。第六代导演指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批青年电影导演,他们大多生于60年代,其中不少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如王小帅、娄烨、管虎、张元、王全安、张扬等。第六代导演在学院派的电影教育中接受艺术电影观念,推崇欧洲现代主义艺术电影大师,追求艺术电影创作、"作者电影"美学、个人化风格传达以及现代主义式的孤独、隔膜、抵抗等主题。"新力量"导演大部分出生于70年代,成长于90年代。他们接受的最主要的影响来自好莱坞类型电影、商业大片。他们大多在美国电影的熏陶中"长大成人",并在新世纪中国电影市场化加速时进入电影行业。一般认为这一批导演包括宁浩、乌尔善、刁亦男、陈思成、郭敬明、韩寒、肖央、曹保平、薛晓路、路阳、李芳芳、金依萌、郭帆、杨宇等,他们无疑已经撑起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大半个天下了。这一批导演的构成(专业背景、入行时间等)比较驳杂,也有一些争议和例外,但总体而言并不妨碍他们的共性特征。他们一般都愿意为投资人负责,服从"制片人中心制",尊重观众需求,注重投入与产出的合适关系。在处理个人艺术风格与体制、投资方、制片人、受众的矛盾时,他们会降低自己的诉求,力求做好"体制内的作者"。中国特色的"体制",不仅仅是票房、商业化市场、制作、营销等的要求和现实规则,也是中国社会体制、道德原则和现实规则等本土性要求的总和。即使他们的电影偏向艺术电影定位,他们也会考虑特定的受众群体,也希望有票房的回报。于是在他们这里,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和类型电影的界限常常被模糊了。当然,体制、现实的制约及导演地位的降低,并不代表新力量导演电影"作者"的消失,如乌尔善、宁浩、刁亦男、曹保平等,深谙电影产业机制与市场规律,能够处理好类型化、体制化、商业性与作者性的关系,在积极探索类型电影创作的同时,建立起个人的作者风格和导演品牌效应。在务实的社会氛围和现实体制中,可能一部分导演会磨掉自己的个性和才气,少了锐气和艺术实验精神,但对大部分青年导演来说,这是务实的也是聪明的选择。不妨说,他们就是带着镣铐跳舞,在限制中求自由。"新力量"导演是"网生代"的一代,注重观众,尊重市场,善于利用互联网,善于跨媒介运营、跨媒介创作。他们接受互联网背景下电影作为产业、工业的现实,积极进行电影的类型化、商业化实践,逐渐适应了"三种生存"即:"技术化生存""产业化生存""网络化生存"。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实践和中国社会体制规范下,他们形成了独特而务实的电影工业美学,努力遵循规范的电影工业化流程和社会体制要求,不排斥票房和商业性,同时又兼顾电影的艺术品质,保持一定的"作者性"。与第六代导演受到国际电影研究界较大的关注不一样,新力量导演目前还没有引起国际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他们对商业和市场的某种妥协和折衷也常常受到一些精英批评家的指责,他们也还未能拍出类似于《寄生虫》那样思想性、艺术性与剧情性、商业性完美结合的电影。显然,他们走向世界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旅程,但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主体,更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