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土改”对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影响及其政策应对——甘肃省的调查报告

国家推行"新土改"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土地确权、加速流转和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要素流动引发土地经营制度的公司化、实体化和现代化。课题组通过对甘肃部分地方的调查发现,随着"新土改"的推进,甘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速度明显加快,呈现出流转面积逐年增加、流转形式日益多样、流转对象和流转方向日趋多元等特征。在此背景下,甘肃全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升,也逐步出现了地权抵押贷款、土地入股、土地托管、散地集中等新型土地经营模式,各类经营主体也从中获得了以规模种植、规模养殖、规模流通和规模服务为主要类型的规模效益。但同时也发现,现阶段的"新土改"中存在土地流转结构失衡等问题,需要通过"新土改"与农村经营主体培育的同步推进等方式来解决。

浙江“新土改”及其城乡一体“化”探索(1999-2015)

探索在城镇化演进过程中,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性障碍。基于"实践社会学"对作为"实践形态社会现象"具体实践的阐释。发现浙江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经验性成果值得借鉴,尤其是"新土改"及其配套实践。当然,有鉴于此研究路径在方法上多关注"事件性过程"案例分析,自有其局限性。因此,相关观察与结论是否有助于开启国内城乡一体化改革"一叶知秋"新时代,尚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发掘和检验。

“新土改”视角下的土地维权

谈及土改，国民党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当年国民党兵败大陆，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土地政策的失败；而残兵败将退守台湾后能够稳住阵脚，后来经济又能成功起飞，土改成功起了重要作用。同样，共产党在国共对峙中取胜，土改自然也功不可没。当年拉开改革大幕的凤阳县小岗村，之所以星星之火迅速燎原，与当时的土地制度被证明失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势不可挡有直接关联。因此土地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睦自不待言。

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新土改”的启示

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股份合作公司曾将其实际占有的一块有权属争议的土地出让,此举被称作中国农地入市流通的首个试点,并寄望它能对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起到应有的借鉴作用。然而,关于此次土地制度改革的创新举措,仍然面临着对这块土地权属性质的准确研判、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它对新时期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价值等棘手问题。文章在阐释此块土地权属争议的缘由、相关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客观理性地分析了这次"新土改"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真正意义。

梁启超的土地所有权思想及对“新土改”的启示

梁启超认为,人们对"所有权"的追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私有制度构成一切文明之源泉。对于土地所有权而言,他从农村土地的非独占特性、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趋势,以及维护经济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强调土地私有产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梁启超强调私有产权尤其是土地私有产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实质是要通过保护与发展私有产权来促进经济发展。梁启超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之目的,对近代土地所有权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对于现今"新土改"亦具有借鉴意义。

甘肃农村土地管理与改革的难点与问题研究——基于甘肃省庆阳市的调查

“三权分置”改革的实施,使得现阶段农户享有较为完整的土地产权,已经可以满足他们土地合理使用的基本需求。同时,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是流转土地、高效配置、现代经营的市场主体、关键因素和工作难点,也是推动“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根本载体和现实途经。实践表明,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与发展成效显著,但与政策要求和农民期盼相比,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今后,既要广泛宣传和深入贯彻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推进农村土地集约化管理,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更要持续推进合作社规范运行与质量提升,更进一步做实做强村集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