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型社会”的构建——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

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增长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国内一些学者主张我国应借鉴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学者和民众(通过"占领华尔街"运动)却对这种模式表达了批判和否定态度。围绕这一"围城现象",首先从演化史的角度分析了西方消费社会在其发展中表现出的社会进步和致命弊端的两面性及不可持续的特征。其次,从"全球化时空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促进消费、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的过程中可以从西方"大众消费"发展模式中汲取有益成分,深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革,但不能顺应西方经济霸权主义,采用"消费社会"模式。再次,从中国现代化的"新型现代性"性质、当代社会理论的最新成就以及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论证了中国创造新型的社会文明,走"生活型社会"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提出"生活型社会"发展模式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的当代意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框架的新建构

长期以来,具有支配性影响的“马克思学”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偏重“物化”观的解读,在实践上产生一系列偏颇和失误。实际上,马克思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有一个“生活的生产”的重要理论预设和理论命题,强调了“生活”的本源性和生活与生产的互动生成关系,从而把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因此,生活、生活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生活的生产”命题构成最具解释力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架构。发掘马克思“生活的生产”这一重要理论思想,对于重构科学的社会理论、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构中国的新型现代性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