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之争

2 0世纪 90年代末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争论。这场争论从政治学的角度观之 ,主要涉及到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自由与平等的优先性问题 ;二是有关社会公正问题 ;三是民主的制度形式。本文认为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之争是知识分子对转型中国的人文关怀 ,虽然两派争论的学术含量不高 ,但其争论的意义超出了争论本身。只要社会在变革 。

“新左派”与鲁迅的中国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进程,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时代脉搏跳动的。由于鲁迅研究在建国后前三十年形成的显学、官学地位,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的认识,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只能遵从官方规定的结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对旧有束缚的每一次破除,都是研究者争取自由思想的学术勇气的体现,同时又成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推动力。这里刊登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回顾新时期鲁迅研究,肯定成绩,揭示问题,表达着学术研究者冲破外在的和自身的禁锢,自由思想、自主创造的愿望。

略论美国“新左派”史学之兴起

美国“新左派”史学是 20世纪 50至 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激进的史学流派, 从它登上美国史坛的那一天起, 就以其鲜明的个性和激进的史学观点引人注目。作为一个激进主义史学流派, “新左派”史学的形成和出现是各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英国“新左派”史学对20世纪英国史学文化的影响

20世纪英国史学文化的历史现状及特征既归因于国内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及学术文化机制的影响,同时与英国传统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历史渊源也是分不开的。英国"新左派"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史政结合,关注现世"的史学理路、价值取向及成就斐然的学术研究逐步塑造着英国史学文化的面貌。概括地讲,它借鉴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史学思想成果,通过理论引进、学术争鸣、拓展研究领域等方式对英国的史学研究和史学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开创了当代英国史学学术文化发展的新气象。

论中国“新左派”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新左派”经济学的思潮。其基本特征是:在理论上批评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传统,在实践上反对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与平等的政策倾向。考察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新左派”经济学思潮,鼓励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伊格尔顿:英国“新左派”的旗帜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34—)是英国“新左派”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出生在英国兰开夏郡萨尔福特一个爱尔兰血统的工人家庭,其父是社会主义者。他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中学时代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后进剑桥大学深造,师从英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李维斯,在学习后期和毕业以后,又得到老一辈评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指点。此后任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研究员、牛津大学瓦德姆学院英语研究员和讲师。1983年曾应邀来我国讲学。伊格尔顿是英国“新左派”中第二代的佼佼者,

论“新左派”思潮之意义及局限

"新左派"思潮是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批评思潮,它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新左派"思潮能够反思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并对当下社会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新左派"思潮的局限性表现为对50—70年代历史的过度肯定。

“新左派”思潮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应对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浪潮中所出现的“新左派”，它一登场两种便引起了社会的两大反思，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对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形成的亲资本主义的西化语态的反思。他们对中国国情、文化大革命、社会公正等问题打破常规思路提出了新的看法，强力地冲击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对现实问题有了重新思考和反思。虽然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大多是不切实际的，它们也许要在十年到二十年后才能摆脱生长期难以避免的幼稚与不成熟，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思潮也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谈“新左派”对改革的反思

世纪之交,面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各政治思想流派纷纷反思改革并设计未来中国的前进方向,而"新左派"的反思结论和政策主张具有鲜明特色和广泛影响。文章从分析改革的理论缺陷和现实困境着手,探讨"新左派"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根源,把握到"价值双核"对于其政治思想乃至感情倾向的深刻影响和根本性决定作用。文章同时还从思想特征出发揭示"新左派"在改革反思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思考了导致这些缺陷的现实因素和社会根源。

中国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

本文围绕中国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这一主题,从两大派别的基本状况、争论的基本状况、争论的现实价值以及争论的余波与震荡四方面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这一冲突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希望能勾勒出它的大体轮廓,为大家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思想平台。

美国“新左派”运动的政治思想

新左派运动发轫于本世纪中叶的英国。随后,由于深刻的同一根源,其发展渐具国际性,成为欧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一种青年知识分子的激进运动。在美国,这个运动的兴盛约十余年。它萌芽于五十年代后期的黑人和学生的政治运动中,但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运动,它始于1960年。这年5月,旧金山地区的大学生抗议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非法传讯的示威,一般被视为它的起点。1962年6月,新左派的主要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协会”发起在密西根的休伦港召开青年学生激进分子大会,与会代表50多人,来自各激进的或自由主义的青年组织。他们在会上通过了揭露美国社会弊端,倡导新改革思想的“休伦宣言”。这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新左派运动的诞生。从六十年代中期起,运动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从改良主义走向激进主义,并影响到成年的知识界。新左派成为当时方兴未艾的黑人运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左派”思潮的观照与回应

"新左派"思潮质疑改革开放、反对全球化、批判市场经济、认为中国的发展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等,对当前国情出现误判而导致部分观点太过偏激和缺乏理性,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对"新左派"思潮能够进行辩证对待和积极回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体现了党对治国安邦、民生社稷的深度关切,积极回应和廓清了"新左派"思潮的挑战和界线,成为当下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的"定海神针"。

英国“新左派”史学衰落的原因及其遗产探论

英国"新左派"史学是20世纪后半期英国学术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后起之秀。它的衰落既有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动因,亦有阻碍其自身发展的客观因素,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如此,英国"新左派"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自身的特色和成就推动着英国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发展进程,给英国学术文化与社会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自由派”和“新左派”都应尊重理性

近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认为在毛泽东逝世的三十多年后,在如何评价他的政治遗产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正各执一词。这种肤浅的二分法,笔者无法苟同。事实上,当下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派＂,更没有所谓的＂右派＂。中国思想界的主体,不过是形形色色左翼思想的芜杂混合。所谓＂自由派＂、＂新左派＂的对立,不过是左翼阵营的内部分歧。

“新左派”思潮的三大谬误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军在2013年3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刊文指出，近些年来“新左派”思潮中有一种极端化的倾向，即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希望终止市场化改革，回到1978年前的状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希望用“文革”中的“大民主”方式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等问题。“新左派”思潮的这种倾向不尊重历史，不符合现实，在思维逻辑上简单片面、非此即彼。

多元制衡视角下的新左派思潮

关注理由：“新左派”人士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出发，反对新自由主义，坚持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应占主体地位，关注工人农民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命运。2004年以来，“新左派”思潮借助于网络实现了力量聚集和思想传播而成为时代的热点之一，具备了一定影响力。

美国“新左派”史学衰落原因及其遗产探析

作为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史坛上突起的一支狂飚,"新左派"史学无疑代表了美国激进主义史学的传统,成为那个时代美国史学的最强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于是,在随后出现的史学多样化浪潮的冲击下,曾经喧嚣一时的"新左派"史学慢慢衰落了。本文认为,尽管如此,其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其史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不容忽视,"新左派"史学给美国史学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新左派”刊物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原动力

本文在回溯"新左派"刊物和"文化研究"相互关联的历史性渊源的基础上,指出没有20世纪50、60年代创办于英国牛津大学的《大学与左派评论》、《新理性者》和两刊合并后于伦敦出版的《新左派评论》等"新左派"刊物,就没有"文化研究"的诞生。"文化研究"作为一种与传统学科迥异的全新理论,其自身的政治性、跨学科性、边缘性等内涵和指向,在某种意义上源自于"新左派"刊物的时代风格和理论诉求。而战后英国的独立知识分子,如威廉斯、霍家特、霍尔、汤普森、安德森等人,作为"新左派"刊物的创办人和编辑,共同开启了这一新的学科并使之不断走向成熟。

从“新左派”到“新右派”——本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国青年道德观

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只有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且没有自己世代相继的本地居民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大批移民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宗教观念和政治动机,奔向地球上这个富有的国家,即被称作“乐土”、“无限希望的国家”、“无限自由”的国度。他们为了追求富裕,摆脱权力的苦恼而来到这个“花园式的天堂”,同时,所有以侨民身份来的形形色色的、多民族的人们带来了自己不同国家和社会阶层的风俗和习惯。他们的习俗在新的环境中逐渐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