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视角下的“新民歌”艺术风貌管窥

新时代民族声乐艺术的创新发展造就了“新民歌”这一特殊音乐形式。相对于传统民歌,“新民歌”的艺术理念具有多维跨界意识,并在传承与创新中将时空界限拉近。从审美层面来看,“新民歌”的创作和表演在行为、形态、意识层面彰显时代特征。此外,“新民歌”在当代社会文化中司职多重功能,既能够满足大众“寻根情结”的情怀诉求,也具有“以文促贸”的实用性,并具有在中国音乐对外国际传播中充当友谊桥梁等作用与功能。相对于传统民歌,“新民歌”承载了更为多元的文化价值。

新时代“新民歌”的审美诉求及价值取向

随着中国音乐文化的蓬勃发展,民族声乐艺术的创作和演唱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其中,新民歌的诞生就是一个重要的表现。新民歌将民族风格和通俗流行的特征结合起来,体现出时尚、现代的审美取向,注重作品的商业性和普及性,新时代"新民歌"的发展为繁荣我国民族声乐多元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湖南花鼓戏对新时代“新民歌”演唱的影响

湖南花鼓戏与"新民歌"属于两个不同的艺术体系,两者间虽有着各自不同的要求,但是任何艺术形式的发展都是有源头的,从两者间基本的发声技巧和舞台表演角度来讲,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通过对音像资料的搜集和相关文献的查阅,本文从湖南花鼓戏的发展、花鼓戏的演唱气息、唱腔、歌词的方言性、表演这几个方面简单地论述了湖南花鼓戏对新时代"新民歌"的影响。

现代“新民歌”与中国古典音乐的气韵相通性——以现代“新民歌”《忐忑》为例

《忐忑》作为一首中国新音乐作品,将现代"新民歌"融入古典音乐中,与中国古典音乐找到了众多的共通点和相通性。其演唱者龚琳娜的新民族音乐的创作形式以其独到的音乐表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忐忑》以其自然原始的表现形式、宗教性的特点与中国古典音乐气韵相同,更因其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运用而对中国"和"文化进行了完美的艺术表达。

“新民歌”对于羌族民歌传承的重要意义

"新民歌"产生于20世纪末,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派生产物。它是流行音乐与传统民族歌曲的完美融合,在迎合了大众欣赏需求的同时也把大量优秀的传统民歌带回到了人们的音乐生活中,既引领了流行音乐潮流,又传承了传统音乐文化风格。它的出现对我国四川西部较为偏僻封闭的羌族民俗音乐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工农创作”现象研究

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诗人的"文化翻身",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幻"的一面;既是一种"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工农"诗人经历了"无权说"到"有权说",从"无法说"到"学会说",从"不敢说"到"大胆说"的"文化翻身"的过程。而"新民歌"的生产方式、创作主体对"解放"的短视以及意识形态的伦理诉求,则是规限"工农"实现真正"文化翻身"的显性或隐蔽因素。

新诗形式的变动与历史分析——以1958年“新民歌运动”为例

新诗的形式问题历来是新诗研究的"关节点",同时,也是常常会引起论争的焦点之一。本文选择发生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充分联系新诗发展的历史,并最终以"政治文化"的视角看待这一关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变动,进而反思历史,得出结论。

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的几次革命及其影响

“五四”诗歌革命、“新民歌”运动和朦胧诗的崛起是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的三次伟大革命。这三次诗歌革命及其影响实际上构成了一部百年诗歌史。通过对三次诗歌革命进行的历史性考察,和对20世纪诗歌艺术流变的追踪,可以发现诗艺发展的规律及其未来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