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诗学”的限度——比较视野中的“新诗现代化”

对袁可嘉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新诗现代化”论述,如果不止于“民主诗学”的说明、辩护,而试图有所质询,那么就应该挣脱后来逐渐固化的论述方式,恢复对特定观念生成之时代位置、认识脉络的历史感知,与相关路径的比较、参照。本文认为,袁可嘉置身于平津学院、报刊构成的文化空间中,更多着眼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移植和“京派”诗学自身的代际传承,对于国统区另外的诗歌向度及解放区文艺,有所接触但缺乏内在实感。重新检讨其“民主诗学”的限度与可能,对于当代诗自我认知的翻转、重新打开,或许不无裨益。

九叶诗论“新诗现代化”的三重面向

中国现代诗人置身传统、世界、时代的三维网络中,他们踏出的每一步无不受到历史合力的牵扯与影响,关键在于诗人的自主选择与艰苦探索。九叶诗派立足时代,熔铸古今,汇通中外,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与综合者。他们的诗学探索凝聚为“新诗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体呈现出三重面向:逆接古典诗歌遗产,并对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传统予以扬弃;引进20世纪欧美现代诗新经验,为表现中国现实服务;回应时代诉求,以“新诗现代化”的明确主张,希图为中国新诗的更大发展另辟蹊径。不过,他们在接续历史传统、借鉴西方经验、突入时代现实、融合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等方面也存在某些偏于一端的不足。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论穆旦及其诗作

穆旦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的"探险者",也是五六十年代英俄浪漫派译诗的集大成者。穆旦在诗的思维、诗的艺术的现代化,而且在诗的语言的现代化方面,都跨出了现代新诗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穆旦是最富有探险牺牲精神和受难品格的诗人,在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当中,深切感受生命的孤独和存在的焦虑。更以超人的才华和远见卓识,深切关注着国人的实际生存状况和社会的苦难,其思考和表现的力度与深度,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都具备一种思维和艺术实践的现代转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