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然大公”与“无所偏倚”——王阳明“四句教”之“无善无恶”原义探微

基于“四句教”先于嘉靖六年“天泉证道”的事实性前提,《稽山承语》第25条是考察阳明“四句教”最基本的文献,并以之推定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时间当在嘉靖四年十月至嘉靖五年春末之间。阳明对“正心”、“未发之中”的诠释,揭示心体“廓然大公”、“无所偏倚”的本质。以“廓然大公”、“无所偏倚”为本质,心体在“发用”上呈现出“物来而顺应”的特点。心体“廓然大公”与“无所偏倚”的本质,是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的基本义理,“四句教”“无善无恶”的提出,是对心体“廓然大公”、“无所偏倚”本质的概括。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工夫论视域下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再审视

对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不同阐释,是阳明“心学”著名公案之一。学界多将“心之体”理解为“心体”,“无善无恶”常常被诠释为“至善”。“四句教”如是解读过多强调了上半截的形上“心体”,而下半截的形下工夫则被遮蔽。本文指出“心之体”不是“心体”之本然,而是心之“本来体段”。而心之“本来体段”指的是“心体”的外在显用,即阳明晚年的工夫法门——“致良知”。“良知”能够知是知非,又在于“好恶”。于此,阳明对先秦儒家“好恶”观既有承继,也有突破。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黄宗羲对王门“四句教”的理解

王门"四句教"在明中叶至清初的儒学发展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黄宗羲从心学立场出发,对"四句教"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但其"四句教"观亦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四句教"的评价有自相矛盾之处;在"四句教"问题上过于袒护王阳明。剖析黄宗羲的"四句教"观,既有利于澄清王门"四句教"的相关问题,也可深化对黄宗羲心学思想的研究。

东林学术与王学的斗法——明代中后期东林学派崛起之实

明代中后期,程朱之学受挫于王学之盛,造成了学风空虚的流弊。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学人源出于王学,而反之于王学,以"格物"辩"无善无恶",成之于实学,造就了儒学内部王与朱共天下的格局,为东林学派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