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新时代新疆互嵌式“无讼”农村社区建设困境的破解

新时代新疆互嵌式“无讼”农村社区建设具有其自身的发展难点与特殊优越性,因此其建设产生了“两大困境”,即民族互嵌交融程度有待提升、社会融合和共享困难。通过诸如创建“无讼”冲突调解机构等一系列优化措施,借鉴参考并内化国优秀“无讼”社区典范实例,方能为新疆农村社区发展摆脱困境,多渠道共建新疆互嵌式“无讼”农村社区。

家法族规中的“无讼”法律传统

"无讼"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法律传统,不仅表现在国典朝章之中,而且通过积极劝诫、消极禁止、刑杖房、"宗族法院"及惩罚措施等方式在家法族规中得以展现,发挥着和睦宗亲、友好邻右、安靖地方、契合国法的积极功效。"无讼"传统及家法族规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对于今天的家风塑造、社会治理乃至国家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启示与意义,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究。

中国古代的“无讼”理念与现代“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的“无讼”理念蕴含了我国古代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根源,通过统治者制造“无讼”的舆论、司法官员处理纠纷、封建政权的支持、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等途径得以产生。我们必须对“无讼”理念进行批判的继承,剔除其中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内核,为现代“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借鉴。

殊途同归:“无讼”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是当时自然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必然选择。它与现代法治精神具有同样的历史合理性,体现了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以秩序与公正为主题的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但它们在社会现实中有着不同的实践模式。在不同的实践模式中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对人的信任与对法的信仰。鉴此,寻求二者契合,进行适度宽容的制度设计,理性选择现代法治建设之路,当是一种明智之举。

农村纠纷多途径解决机制的构建——以“无讼”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融合共存为背景

在传统儒家思想追求和谐与崇尚道德的思想指引下,中国法律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无讼传统以及注重调解的纠纷解决观。在当前农村既保有传统特点又饱受现代化冲击的情况下,"无讼"文化和现代法制在农村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呈现一种融合共存的特点。以此为背景研究农村纠纷多途径解决机制,对构建合法、合理、顺畅的农村基层纠纷处理机制是非常有益的。

试析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官府“无讼”“息讼”与百姓“畏讼”“厌讼”

历史的趋向和民族的习惯是一股强大的惯性。综观中国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流变,一直有官方的和民间的两条线贯穿于其中。"无讼""息讼"是官方的指导思想,"畏讼""厌讼"是民间的百姓心态。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引导并形成了中国传统诉讼观念。

“无讼”折射出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无讼”是中国古代对和谐秩序的一种追求 ,从“无讼”的法律观念中折射出独特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并对当代的行政诉讼产生一定的影响。

浅析中国传统“无讼”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无讼"理念既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也是传统社会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其产生是儒家文化和其他社会因素相契合的结果。"无讼"所蕴含的精神追求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惯性,影响深远。我们应以一种合理化的思维方式来对传统的"无讼"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以探究其现代价值。

“无讼”的超越与和谐的构建

乡土村落的“无讼” 乡土社会崇尚“无讼”，认为“讼师”、“刀笔吏”是“挑拨是非”之人。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崇尚“无讼”的重要原因。在熟人社会里，人们相互信任，不“见外”；在熟人社会里，村民“抬头不见低头见”，不愿结怨仇。但“无讼”只是一种理念，并不意味着乡土社会没有纷争。实际上，纠纷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是始终存在的，因为各利益主体在实现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争夺有限资源。

俗文学作品中的近代京津地区平民“无讼”观念

通过分析俗文学作品,可见近代京津地区平民的"无讼"观念受精英阶层"息讼"话语的影响,一方面基本认同精英关于诉讼成本高的描述,产生"厌讼"、"惧讼"情绪;另一方面,认为一旦有冤情,应当坚决诉讼洗冤,并对胜诉抱有很大信心。此外,边缘人物常被设计为诉讼故事的主角,使观众从其诉讼的过程中得到消遣。这种多样化表达的"无讼",隐含着某种"好讼"的动机。

从“无讼”到“迎法下乡”:中国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变迁——评《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社会未有之变局”,虽然这种变局之诱因源自外部因素,但其很快就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百年来,无论是学术研究者还是社会改革家都不断试图理解这种变化,以期达到把握和改革中国的目的.而董磊明的近作《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以下简称《宋村》）也延承着这种努力,关注着巨变中乡村社会的秩序与结构,它以纠纷调解为线索,以20年来的宋村为例展现了中国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变迁.

“三言”与冯梦龙的“无讼”梦

冯梦龙编纂"三言"的初衷是"导愚"与"适俗",为此"三言"的故事经过了双重筛选,蕴含了丰富的法律信息,具有重构民间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冯梦龙始终关注诉讼带来的社会问题,主张"省其谳牍、使其无讼"。在"三言"中,"无讼"不但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冯梦龙借"三言"构筑"无讼"梦,虽不失积极意义,也是一个尴尬的悖论,但这并不影响"三言"及其"无讼"梦具有以古鉴今的价值。

论家谱传达的儒学“无讼”理想

阐述家谱传达儒学"无讼"理想,是以家庭为社会背景、以家族利益为基础、以教化为实现途径、以家法为治理手段进行传播的,并提出它传播与儒学相比,是一条非主流传播路线的观点。

论“无讼”

"无讼"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统治阶级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并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无讼"产生根源及发展过程这一问题的探求,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在关于法律本土化和法律移植这个问题上作出适合中国的选择。我们要正确对待本土法律文化资源,以免在构建中国法制体系的过程中多走弯路。

“无讼”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与当代启示

作为中国法律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讼"思想的形成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无讼"思想在建立和谐社会关系、建设社会道德教化、节约司法资源方面对中国古代法制有着积极的影响,其亦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体系不健全、司法不公、个人权利意识淡薄等消极影响。"无讼"思想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引价值在于,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防止"法律万能主义"、促进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试论儒家“无讼”传统观的当代裂变与释放

“无讼”的法文化传统始于儒家的社会理想,是所谓“以德去刑”之极端;随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法治精神的东渐与公民意识在中国的成长,特别是近两年不断曝光的民事大案,“无讼”传统受到了猛烈冲击;公民的诉讼权要求促使这一传统观念的内核发生裂变;而当前中国创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为“无讼”传统的延续带来一线转机。

论“无讼”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中,如何将本土资源融入其中,一直是学界和学者思考的问题。其中,由天人合一、和谐大同理念演化出的无讼观便是中国最富有代表性的本土资源之一。笔者试图用理顺——理解——理清的路径对无讼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的功能这一问题进行层层剖析。剖析的目的在于探求无讼思想的真正含义,包括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的含义,与之对应的便是对无讼实现的途径进行同情式的理解。这样,既有助于我们理清无讼、法治、和谐社会三者间密切的关系,又利于我们纠偏传统无讼思想的一些局限性,以达到古为今用,理论创新的目的。

早期国家形成模式中的“无讼”根源探微

一、前论"无讼"[1]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种价值,自1980年代迄今,学界对此多有论述.其中,有关"无讼"根源问题的探讨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申言之:(1)社会根源:家族制度本身的诉讼职能;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原始宗法氏族血缘关系"瓦解的程度;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其所导致的社会成员的流动性.[2](2)政治根源:专制国家对秩序与稳定的追求?,社会等级制度;缺乏权力制衡、公平裁决的讼争环境;缺乏契约观念与法治机制;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律制度.

“无讼”思想对中国法治的消极影响

"无讼"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此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文化观,今天虽然已经进入到了法治社会,"无讼"思想仍然对今天的法治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无讼"思想对中国法治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