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论《易传》的文学性

《文心雕龙》对《易传》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刘勰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文学的作用是明道,他提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一重要命题,正是总结《易传》对《易经》的阐释所做出的概括。他认为《易传》释经不是简单的转述与琐碎的注解,而是精心创造并广泛使用了"丽辞",既多用对偶,又注重协韵,是文章的典范。他认为,《易传》在文章体裁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说、辞、序几种文体的产生,都与《易传》有着直接关系。他还论证了《易》象的意义,评价了《易传》的语言,分析了《易》的事象,既揭示了《易传》的文学贡献,也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念。

邵雍的象数易学及其经世思想

邵雍是两宋理学奠基人之一,在吸收道家与汉代《易》学思想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周易》的独到理解,其所作《皇极经世书》的基本精神是质诸天道而本于人事。邵雍编制宇宙年谱的目的在于经世,其对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历代儒家,对于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释易

古文字中的“易”字可分析为从“肜”从“皿”。“肜”是“不绝”议 ,“皿”是“器”之义。许慎说“易”象蜥蜴 ,其说不确。

论马王堆《帛书易传》的理论方法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产生于战国中期以后,是战国后期楚地儒家学者研究《周易》的学术著作。其中提出"观其德义"的主张,表现出鲜明的经典化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将《周易》的义理和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在阐释《周易》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理论思想附会于《周易》卦爻辞的含义中,将其作为理论来源和载体,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理论依据。这种倾向体现了儒家思想重视人道德心性的思想观念和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是先秦时期道德心性观念的主要内涵。

先秦经典中“易”字释义研究——以《左传》《易经》为主要语料的考察

“易”字是先秦经典中的常用字,在《左传》中出现多达88次。传统上,把此字解释为“变化”“不易”“简易”“交易”等。根据认知语言学中多义词由核心本义引申的理论,以《左传》《易经》中的语料为依据,分析经典中包含“易”字的典型句,可以发现,“易”字的本义指“放手”,引申义为“放肆”“更换”“交换”“平易”“平整”等。由此可知,《论语》“丧,与其易也,宁戚”中的“易”指超越规格,《孟子》“易其田畴”中的“易”指“平整”,在《管子》“圣者乘易”中则指“放手”。

《汉语大词典》引《周易》语词指瑕

文章例举《汉语大词典》所引《周易》语词释义可商者13例,引例滞后者15例,指出其瑕疵。以期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能有一些参考作用。

海昏汉简《易占》考述

海昏汉简《易占》是辗转传抄的占筮条例汇编,其占法与六壬相通之处最多。《易占》卦名用字最接近于今本《周易》,对卦名的训释不出汉代以来的传统说法。“未酉”简误抄了归妹、未济两卦的内容。“彖”和“饺”分别抄自两个左旋的圆形图式,它们提供了两种新的六十四卦卦序。《易占》有八天干配四维、纳甲和“六甲配卦”等三种干支配卦方式。《易占》划分时空为十六是秦汉时期一种流行观点,在六壬式地盘及《淮南子》中皆有体现。其时空配卦,与《易纬稽览图》所载两种分卦值日之法较为类似,其来源和用法亦当接近。《易占》的禽虫系统至少包括三十六禽(及十二属)、八卦类象和“四灵”三种。海昏汉简三种易占文献,对西汉经学、易学、数术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何典》“易”的本字及考本字的原则与方法

对《何典》"烊易"一词中的"易"字,通过系联同源词、清理引申义列以及分析语义特征,对其本字为何再加以考辨,说明考订方言词本字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与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注重对引申义列与语义特征的清理;遵循语音、语义、文字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文献用例进行分析的原则,以及历时与共时的分析相结合的原则等。

“易”字形义的发展变化

甲骨文、金文,应从徐中舒说释“赐”,是个会意字,后来简化为“易”。“易”后来引申出交换、改变、替代、移等义。由于引申之义孳乳浸多,并为其所专,为了达到明确词义之目的,人们给“易”增加“金”或“贝”旁,分化出“锡”和“赐”,用它们专门表示“赐予”“赏赐”之义。用于“赏赐”之义的“锡”字,其造字方法跟“赐”是相同的。传世文献中把用为“赐”的“锡”,读为“银铅之间”之“锡”是错误的。

“容易”的惯常标记用法及其类型学意义

汉语中“容易”标记惯常行为的用法包括对过去惯常行为的总结、一般规律或主体特征的判断和未来变化的预测三层涵义。其内部规律特征—反复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量级含义对相关句法现象以及“留白提请”语用功能具有核心解释力。历时角度看,“容易”的惯常用法来源于“不费力”义形容词。跨语言调查证明,“不费力>惯常体(EASY>HABITUAL)”是一种普遍的演变模式,可作为惯常体语法化来源的类型学补充。

王夫之的《周易》研究(续)

王夫之诠释《周易》,遵重传统训话、训释,而不拘泥于传统,呈现王夫之研究《易经》的卓识与其不同于《易》学诸家的解读异彩。本文略举数例,期望人们对王夫之在《易》学方面的研究有所了解。

“更换”义动词“易”“更”“换”的历时替换

“易”“更”“换”这一组具有历时替换关系的常用动词,在汉语史的不同时期,其使用频次、搭配范围和组合能力等各方面的表现均有不同。通过选取先秦西汉、东汉至隋、唐五代三个时期口语性强的代表性语料考察发现,从先秦至隋,在表示“更换;调换”义时,“易”占有绝对优势;“换”在先秦西汉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东汉至隋,其用例有所增多,并以语义较为单一的优势开始了与“易”的竞争;至唐五代时期,“换”已经完全取代了“易”的优势地位。

作为认知目标与工具的翻译:概念隐喻理论视域下的翻译隐喻

中外有关翻译的理论话语中充满了隐喻,可分为两个大的类别:一类为“翻译即X”,另一类为“X即翻译”。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工具对这些翻译隐喻进行分析后发现,前一类隐喻中,翻译是作为目标域概念的认知对象,具有本体论意义;而后一类中,翻译则是作为始源域概念用以识解和表征其他活动的工具,具有方法论意义。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译即易”这一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翻译最为核心的特征,以之为根隐喻构建出的概念隐喻层级系统,更好地揭示了中外译论中形形色色的翻译隐喻话语背后的认知动因。与此同时,“译即易”这一根隐喻对于翻译核心特征的突显,也为翻译能够作为始源域去识解与表征诸如教育、跨组织知识转移等概念域的动因提供了更为合理的解释。

论《新五代史》的“廉耻”观

《新五代史》阐释了五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廉耻"的缺失,其"廉耻"观是以耻为核心的,这一价值观体现了深厚的儒学背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是个人、政治和国家存在的软基础。对"廉耻"观的易理推求,进一步从易理的两分性、统一性和变易性来认识"廉耻"观在《新五代史》的体现,这决定了《新五代史》的体例和史论,并体现了宋代经史合流的学术特征;《新五代史》的"廉耻"观反映了历史著述的"当世"价值和著者的"心术",欧阳修认为,五代士人无"廉耻",轻节义,这有助于以儒立国的宋代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对于宋代斯文之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金瓶梅》的遗留问题与清初白话小说创作格局之形成

《金瓶梅》中的因果报应模式实为本土信仰与外来佛教结合后的产物。本土信仰,即易学思维下相生相倚的循环论导致了其果报论的不彻底性,而为色空思想所笼罩的"欲望与自我救赎"这一创作主旨也在作者对世俗"色相"的过度描写中极大地偏离了"自我救赎"的终极旨归,并最终导致了原初的制欲意图以失败告终。作为《金瓶梅》的遗留问题,制欲机制的失败及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深层信仰危机为其后的清人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并对清初白话小说(以两性关系为题材)的创作格局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乾”“坤”经文与《尔雅》

《易经》是中国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易经》又是一套符号系统,用卦象来代表具体事物或特定状态,然后借卦象的组合与变化,指涉未来的发展。《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本文仅选取《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乾""坤"二卦经文,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周易正义》为底本,重点选取《尔雅》词义与多个通行注本作简略比对校读,通过观察同义词语变化现象简要总结词语历史演变规律。

试论研究中国审美意识文化性格的二元路径

研究中国审美意识的文化性格必须立足于华夏族群文化性格形成的动态过程中,通过对促使华夏族群文化性格形成过程中典型文化形态的对比研究,可以探寻出该族群的审美认知习惯(审美意识)的特性。神话性格是促使中国审美意识文化性格形成的主导因素之一,结合神话原型理论得知族群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神话重构的时期,在这一神话重构的时期形成了族群的审美认知习惯。与此同时,在神话发展过程中分化出了早期的巫文化,而巫文化产生后就成为了当时官方文化的主导形态,其在不断演化过程中也对中国族群审美意识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原始宗教到人文宗教——《易经》到《易传》的文化转进述论

《易经》的巫术内容属于原始宗教,《易传》依托这一系统,提炼出"天"这一最高存者,赋予其绝对性和精神性、伦理性,建构起一个世界的秩序系统、社会的规则系统和生命的意义系统。因此,从《易经》到《易传》乃是自然宗教到人文宗教的转进。从孔子《要》篇中"筮—数—德"之演进模式的动力机制、逻辑节点和思想内涵等方面给予描述,对于论述《周易》经传的关系有着全新的意义。这一演变过程和动力机制,从比较宗教学视角来看,也有其独特性及文化意义。

从“易一名而含三义”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发展

"易一名而含三义"阐释了中国式思维的特点,影响了我国比较文学者对比较实践和学科理论的思考。首先,"易简"体现在可比性"由一到多"的生发与"由多到一"的回归。其次,"变易"体现在研究实践从"外国文学走进来"到"中国文学走出去"和从海外汉学到"新西学"两个研究的转向上;"变易"还体现在不照搬西方而以"涟漪式"模式构建学科体系。最后,"不易"体现在中国比较文学者对"跨越性"的坚持中。"易一名而含三义"揭示了我国比较文学者的运思习惯,让我们在理性地认知自己的思维习惯后有可能做出新的突破和发展。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西域”认知

在《焦氏易林》成书的时代,"西域"概念开始被汉代人提出,西域开始进入汉代人的视野。汉朝在与西域诸国的频繁接触中,对西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带有浓厚民间文化色彩的《焦氏易林》也有对"西域"的丰富认知。《焦氏易林》对"安息""康居""大宛""乌孙"的相关记载,展现的是汉代人有关西域的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认知,体现了汉代人以"西域"为参照对象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对"昆仑""玉山""玉泉""玉门""玉关"与"西王母"的相关记载,展现的是汉代人有关"西域"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认知。这种认知不局限于科学知识层面,更多是在深层文化价值信仰结构层面对"西域"的一种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