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政治命题的伪性质——对功利主义幸福观政治应用性的质疑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学者们的理论创造,边沁用来作为道德标准和立法效果衡量标尺,后经密尔、穆勒等人的发展,直至被一些政治家们作为政治口号高调唱起,遂跌入"南橘北枳"的套路。这个命题以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决定了它不能作为政治诉求,只能作为一个伪命题而存在。

《共产党宣言》中“两个绝大多数”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无产阶级正在积蓄力量准备革命的时代背景,得出了“两个绝大多数”的重要论断。“两个绝大多数”思想科学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特征,详尽分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主体力量,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两个绝大多数”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如何认识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及如何理解和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当代价值。

《大多数》与“游戏现实主义”:电子游戏的跨阶层叙事尝试和超越面向

国产现实主义题材模拟类游戏《大多数》试图以“游戏现实主义”的面貌展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但因为受众不明、在数值和玩法上难以真正模拟现实这两大硬伤,无法被玩家普遍接受。无论是从玩法设计(Ludology)还是从玩家叙事(Narrative)的角度,希望现实主义题材游戏能够实现“跨阶层叙事”的可能性都是过于高估的。但是,随着电子游戏的世界逻辑反过来影响到玩家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游戏现实主义”存在一种超越实在界和现实生活的超越面向,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电子游戏能够影响和改造现实,而非仅仅去模仿现实;电子游戏以“魔幻叙事”的当代形式,蕴含着改造世界的革命潜能。

最大幸福,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抑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论功利原则的界定问题

在界定功利原则时,我们至少有三个选项,即最大幸福原则,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原则,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要求人们的行为既要增进幸福的总量,又要顾及幸福的人数。增加幸福的总量与给尽可能多的人带来幸福有时确实可以为同一个行为满足,但有时则只能为不同的行为满足。当追求最大幸福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出现冲突时,功利主义者必须要澄清自己的根本承诺究竟是什么。若必须在最大幸福原则与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原则之间进行抉择,它定然会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因为无论最大幸福原则还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原则都有很强的直觉上的力量,有比较深厚的人性或观念的基础。虽然很难选择,但功利主义者事实上的确作出了选择。他们选择的是最大幸福原则,这可以从功利主义者特别重视的加总排序或人际比较与不偏不倚或客观性的要求得到解释。可是,事实上的选择并不一定是应该的选择,也许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原则才是更好的选项。

构建“中国幸福城市评价体系”——2012“为大多数人幸福”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

幸福的概念和对幸福标准的评价,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30多年后开始进入社会公众、政府和学界的视野,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发展以人为本,说到底就是以人的幸福为本。幸福成为一个重要发展课题,但究竟什么是幸福?评价幸福的标准是什么?答案大有不同。我们在这里提出"大多数人幸福"的概念及其发展指标体系,并以这个基本认识和评价体系对国内的城市发展进行考察评价。我们并不指望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新的理念和分析方法,但我们希望能够籍此引发对中国未来城市化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进而中国怎样才能真正走上科学发展之路的更深入思考。

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出发研究女权问题——评约翰·穆勒的《论妇女的屈从地位》

1 9世纪杰出的思想家约翰·穆勒深受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出发 ,对妇女的平等权利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研究 ,特别论证了自由选择职业、参与公平竞争对女性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至关重要性。尽管其理论分析建立在一种不太现实的假设之上 ,但有些观点至今仍能发人深思。

为“沉默的大多数”赋形——论路翎前期小说的文学语言价值

40年代,路翎在“文学大众化”、“大众语文”运动的浪潮里,受到胡风“精神奴役创伤”思想的影响,提出了“语言奴役创伤”一说。他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条致力于描绘和书写“大众”的脉络中,是一番极为有益的,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独一无二的尝试和探索。他的文学实践,不仅学习了“大众”已经“说出的话”,辨别他们“说出的话”中具有反抗意义的部分,给予其文学上的描绘,更是看到了他们“未说的话”和“想说但碍于文化水平有限说不出的话”,用呈现出了诸多“言语”特征的文学作品,为“沉默的大多数”赋形。

当一个政策被绝大多数人反对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哪里出问题了

这些天有点感慨,时间似乎特别快,不知不觉又长大了一岁,近些天围绕着一个政策的讨论似乎还没有停止,人们乐此不疲地继续讨论着烟花爆竹的相关问题。但是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带着所谓的“先进文明”特征的政策,却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对,我们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是否应该反思一下了。

“沉默的大多数”需要被看见——后疫情时代“向下扎根”叙事模式研究

2022年7月25日,B站UP主“衣戈猜想”发布题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讲述二舅一生的经历,引发热议,时值新冠疫情反复,很多人都感慨自己的精神内耗被“二舅”的人生故事所治愈。9月,针对网上的各种质疑,“衣戈猜想”首次发视频做了集中回应,二舅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构建“中国幸福城市评价体系”——“大多数人幸福”的城市发展指标体系

目前,国内城市建设的豪华之风需要深入反思,下一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思路和模式需要重新研究。课题组提出一个创新性的城市发展理念——"为大多数人幸福"。"为大多数人幸福"可以量化计算,也可以比较分析,方法就是计算不同社会收入人群对需求的满足程度。课题组认为,中国城市居民有三个主要社会收入人群,一是低收入人群,人数比例约为40%,其需求可称为基本需求;二是中等收入人群,比例约为40%,其需求可称为发展需求;三是高收入人群,数量比例为20%,其需求可以称为享受需求。课题组对基本需求、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分别设置了系列观察指标,经过模型计算,比较分析城市发展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状况,最后,对全国33个大城市进行了中国幸福城市排名。这个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同许多人的习惯认知大相径庭,甚至是颠覆性的。当然,课题组坚持自己的发展理念和评价方法,同时也期待更加深入的研讨。

浅论功利主义幸福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功利主义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中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而"幸福"则是古典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功利主义幸福观是18世纪下半叶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宗旨,不仅关注行为结果和个人幸福的关系,更关注社会共同体的幸福。功利主义幸福观是功利主义学派以人类"趋乐避苦"的人性论为基础,对幸福展开的一种讨论。其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终极价值追求。

在模糊偏好关系和模糊大多数下的一种群决策解的表示方法

Ｋａｃｐｒｚｙｋ（１９８６）在模糊偏好关系和模糊大多数下，利用计算一个基于模糊逻辑的语言变量命题的真实度的方法，给出了几种群决策的解的概念与表示方法。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余核概念，给出了一种在模糊大多数下，兼顾少数个体偏好的群决策的解的概念及其表示方法．

居民参与大多数冷漠的原因与对策

大多数居民参与冷漠成为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的主要困境。梳理当前社区居民参与的相关研究,提出把居民参与大多数冷漠现象置于社区空间中,采取"回到社区"的研究视角。社区双重隔离、社区居住地单一定位以及社区建设预设居民双重角色非认可、居民参与的全体化原则是居民参与大多数冷漠的原因。提出重新界定居民的社区角色、划定社区建设面向以及重设参与机制等倡导性原则作为弱化大多数冷漠间接对策。

城市拆迁中“沉默的大多数”的负向情感及其消解——对拆迁维权现象的社会学分析与思考

在城市拆迁中,由于有形反抗的成本和代价非常高昂,大多数人选择沉默。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因拆迁导致的负向情感有:不知如何维权导致生活的失控感;不敢直面维权导致的愤恨感;变相维权导致的参与冷漠感。严格执行新拆迁条例,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来解决拆迁中存在的问题,是消解"沉默的大多数"负向情感,不至于其成为非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根本对策。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未随着经济同步提高,这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挑战。首先,基于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实体经济以及二者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呈倒U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其次,通过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回归做进一步探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感越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高其幸福感的作用越明显,与此同时,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不同年龄组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再次,使用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认知作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探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通过提高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认知来提升居民幸福感。最后,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不同类别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男性群体和低教育水平群体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要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生活参与度、健康老龄化与老年人幸福感

推进老年人健康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生活参与”视角下,通过对老年人家务型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数据的分析表明,生活参与能够显著促进老龄群体的健康,但边际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和城乡异质性;生活参与通过健康提升促进了老年人的幸福感,但家务型参与也具有降低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因此,应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而对于家务型参与则应当予以适度的克制,以避免老年人幸福感的削弱。

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链式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为乡村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使得乡村活力不断增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贡献和价值.该研究通过对321位返乡旅游创业农民工进行的调查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和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对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如何影响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幸福感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创业动机能够显著提升创业幸福感;创业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创业动机提升创业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二者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返乡农民工的乡村旅游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是完全中介效应,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是部分中介效应,社会性创业动机比生存性创业动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幸福感更高.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