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媒体人理解、遵守、传播《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主线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核心,且围绕该原则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媒体人责任特殊,应紧紧抓住“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这一主线理解、遵守、传播《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为保护未成年人做出应有贡献。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视域下性侵未成年人证明标准的研究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逐步扩展至有关未成年人权益的一切活动,其要求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活动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坚持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立场以及充分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在处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仍继续严格采取“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证明标准,将可能违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三项基本要求。探寻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证明标准,有助于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立足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必要性、品格证据与传闻证据的引入以及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为核心构建证据体系等可操作性展开探讨,将促使此类案件从成人“我认为”视角到未成年权利人“我需要”视角的合理转向。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立法缺憾与完善建议

全面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立法上确立了本土化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其具有逻辑结构相对完善的“1+4+6”的立法表达体系。但也应当看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存在概念内涵模糊、责任路径不明确、具体要求位阶混乱等立法不足。鉴于此,围绕未成年人的地位独立、优先保障、有效参与、全面发展等实质核心范畴,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未来立法完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概念的相对性明确;二是责任路径的法治化明确;三是权利落实的重点化保障;四是附属立法的协调性提升。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网络隔空猥亵儿童案件中的适用

近年来,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的案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高度关注,面对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这种新兴犯罪样态,其行为的认定成为了未成年审判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案件的裁判结果需要建立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同时也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本文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作为审判此类案件的基本立场,以涉案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优先保护、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为宗旨,并从体系性地阐释法律、正当程序的制度设计、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的惩治力度以及个别化的替代性措施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能够像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一样,作为少年司法领域内的首要原则得以确立。

论《民法典》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民法典》对未成年人健康发展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保障,体现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我国的本土化表达,蕴涵了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等理念。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民法典》中主要体现在监护、收养和婚姻等法律规范中。在监护制度方面,坚持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在收养制度方面,坚持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在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方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由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性,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从肯定事由和否定事由两个维度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考量的具体事项,可作为法院裁决时的具体标准。

家事审判中确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发展原则”论析

对于学界现行通说“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应具体表述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发展原则”。因为无论是从“语义”还是“语用”层面,“利益最大化”表述都值得商榷;同时从法理层面讲,早期论述家庭问题的哲学观点和近代的系统论,都提倡最大程度保障未成年人的社会化。且此原则最直接的渊源也是以保障未成年人发展为目的而提出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因此这一原则相较之前原则具有更加直接的价值判断依据。从法理角度来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发展原则”的表述有利于贯彻宪法中对于未成年人权利和人才培养等诸多规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法制保障。

未成年人权利规制:正当性、泛化隐忧与原则重申

对未成年人进行妥当的法律保护需要拨开笼罩在形式保护路径上的实质限制疑云。在当前法律框架下,未成年人的政治权利、人格权利、人身自由、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等受到部分规制。与成年人权利规制理论扎根于公共利益维护和主体权利共存不同,未成年人权利规制并未通过立法程序实现群体规制承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立法民主性、程序性和裁量性难题。未成年人权利规制具有特殊样态,其理论基础、程序构造与限制期限均与成年人权利规制不同。但当前法律对未成年人权利规制存在泛化隐忧,必须严格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以检验规制范围和措施的正当性。

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中国领域法模式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依附型体例的局部完善及其被动适应成人司法的整体格局,已然难以满足新时代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诉讼要求。以领域法重新定位未成年人司法,有利于塑造其综合属性和开放思维,更好吸纳涉未成年人部门法规范的知识,全面涵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司法诉求,提升未成年人特别诉讼措施的实效,接纳专业知识融入诉讼等。因此,需要以领域法思维对不同部门法框架下涉未成年人司法职能进行重组,从线索发现、证据收集使用、办案流程等方面强化诉讼程序衔接和司法职能整合,推动形成更符合未成年人主体地位的一体化诉讼体系、建立健全功能主义的统一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成年人司法自主发展之路。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反思与重构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本质上讲是国家纠正、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体系之一,其落脚点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原则的重要实践面向。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概念过于狭隘,不利于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重新融入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应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基础上,扩充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内涵,将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并寻求“基于证据”的矫正有效性。

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问题及改善进路——以同酌定不起诉的关系为视角

如何精准把握在不同情况下选择适用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抑或是酌定不起诉,不仅在学界颇有争议,更是困扰基层检察机关的适用难题。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概念界定不明晰、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畴存在重合、适用优先级缺乏明确标准仍然是目前面临的三大问题。为更好发挥两者各自的制度优势,以交叉圆为模型图,确定二者的适用界限,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以犯罪情节、罪名以及设置监督考察的必要性为考量标准来明确二者在实践中的适用界限及优先级关系。

寻求规制与尊重的平衡:数字监护视角下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困境及化解

面对触网低龄化的态势,我国依托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监护结构为未成年人构建了严密的用网规制体系。伴随着数字技术在养育、教育和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传统上扮演保护角色的善意监护人也成了新的风险敞口。受到家长主义思潮的影响,现行立法尚未对监护人的数据滥用配置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面对监护人的隐私侵害,未成年人不仅缺乏事前平等协商的主体地位,也不具备在事后寻求司法救济的独立请求权基础。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新增的数字被遗忘权为未成年人提供了对抗监护人信息滥用的契机。未成年人可以向数字平台、社会保护组织和个人信息保护履职部门提出被遗忘请求。当未成年人与监护人或第三人产生利益冲突时,应当基于诚信原则构建对于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倾斜性保护机制。

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司法适用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体现了未成年人保护理念的巨大进步。这一原则对未成年人工作的总领性作用,将对包括司法保护在内的“六大保护”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深刻的变革。但国内外既往实践表明,这一原则的概念含糊、适用标准不确定,需要对该法第4条规定及六项具体要求进行体系化梳理与阐释。具体来说,应当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司法适用的基础理念,强调“保护与教育相结合”的目标引领,注意尊重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的意识,以及“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手段限定和路径要求;应当强化该原则司法适用的规则体系建设,通过操作性规则推进特殊保护、优先保护分层次地落实;应当注重协调特殊规则之间的冲突,以原则克服规则适用的局限;应当注意控制原则适用的司法权力,保持司法积极作为与理性克制之间平衡,最终推动形成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规则化、开放性的司法适用体系。

未成年人保护之行政检察化解行政争议路径探析——基于化某某违法收养登记案展开

检察机关作为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负有全面贯彻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新时代行政检察具有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案结事了的重要功能。这要求检察机关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法律监督主体地位角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行政诉讼“程序空转”问题。应推行“穿透式”行政检察监督,从被动监督向主动监督转变,由个案向类案拓展,综合利用多种手段促进涉未成年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切实推动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和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贯彻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立法与实践的双重审视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幼有优育”的必由之路,而立法则是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以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为根本立场,旨在解决学前教育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草案》强调以公益普惠为基本方向,保障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参与权;推进科学保教,遵循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规定家园社三方协同育人责任,优化学前儿童的成长环境。尽管《草案》在许多方面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充分体现了对学前儿童权益的高度重视,但在具体实施上,仍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条款,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

论最佳利益原则——以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监护权确立为视角

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确立一直以来是离婚诉讼中尤其要关注的部分,我国与大部分国家一样,越来越强调和尊重未成年人的独立地位和真实意愿,确立了“最佳利益原则”。但在我国立法中,却并未明确规定“最佳利益原则”的内涵和判断依据等相关内容,同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也仍然存在缺乏完备的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等不足之处。本文以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确立为视角,旨在立足我国实际情况,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最佳利益原则的相关规定,健全有关最佳利益原则的配套机制,进而切实推动最佳利益原则的贯彻和落实。

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关于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的规定,兼有依法惩治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和审慎稳妥追诉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之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核准追诉权的规定既与超过20年追诉期限案件核准追诉主体的规定保持一致,又充分考虑到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独特作用。对核准追诉相关实体和程序要件的理解适用应符合当下司法实际,有必要对争议性较大要件建立相对科学便宜的标准供司法者具体适用。核准追诉仅是办理低龄未成年人案件的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应当从整体上把握低龄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工作,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促进特别程序实质化落实,推行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最大化实现立法价值。

保护还是控制:未成年人不可为条款扩张热的冷思考

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各地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在修订过程中都大幅扩展了未成年人不可为的行为范围。通过文本分析可发现,这类条款的主要特征是“成年人可为而未成年人不可为”,直接规制对象是社会中的生产经营者,间接规制对象是热衷新事物的青少年群体。但是,这类条款在实际运行中因执法成本高昂而无法实现禁止目标,因“成年人可为”的例外而无法实现教化目标,因法律未禁止相同性质的行为而无法实现规训目标。除此之外,这类条款在法律父爱主义的审视下还存在错配干预对象、过度控制未成年人等正当性瑕疵。为实现对未成年人利益的恰当保护,应确保“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未成年人法律中的核心地位,并以人格平等的视角宽容对待未成年人。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建构进路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关注与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目的不谋而合,但该制度在实务中面临受案范围不明确、配套法律制度不完善、未检部门取证受限等困境。亟需在适用未检公益诉讼制度之时,对“公共利益”的评判构建起以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要件为基础,兼顾“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多维度、多层次地综合评价整体社会效益的衡量机制。未检公益诉讼工作新局面的开拓需要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四防并举”格局建设一个政府、司法、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机制。这要借助数据技防网,实现受案范围类型化;培养专业化未检公益诉讼队伍,构建坚实人防网;搭建人防心防交织网,重视未检公益诉前沟通机制,形成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多方位保护机制。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下父母家庭教育权的依法行使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我国法律对《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本土化表达。《家庭教育促进法》虽然在文本上未直接规定这一原则,但是其总纲中的第5条实质性体现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核心内容,由此限定了父母家庭教育权的行使。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的内容中,父母行使家庭教育权的方式是以承担家庭教育责任的形式呈现的,充分说明了父母的家庭教育权与家庭教育责任互为一体。基于此,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后,父母应当在依法行使家庭教育权的过程中,熟悉家庭教育责任并承担家庭教育责任不履行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