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实践困境与纾解路径

法院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面临着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的实践困境.行政诉讼程序空转表现为行政争议“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问题,并通过行政争议上诉率高、申诉率高、信访率高、实体裁判率低、原告息诉服判率低等数据呈现出来.该困境背后隐藏着行政与司法之复杂关系、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以及法院“中立裁判者”与“政策实施者”双重身份矛盾等深层原因.在后立法时代,应在现行有效的法秩序框架内探寻法院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纾解路径.基于法教义学的研究范式,法院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纾解路径主要在于建立健全“府院联动”“审检联动”机制和提升法院在行政争议解决全过程中的释法说理能力.

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之实践检视——以上海法院32个典型行政案件为分析样本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连续三年发布的行政争议实质解决案例,为观察我国当下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念的贯彻实施提供了绝佳窗口。就实质性解决的判断标准而言,全面回应当事人真实诉求、整体化解行政与民事交织争议、彻底维护当事人利益关切构成行政诉讼案结事了的重要表征。就实质性解决的主体构造而言,法院系统的上下联动、府院互动的灵活多样、社会力量的多方参与构成行政审判能力发挥的组织资源。就实质性解决的具体路径而言,依法判决的日渐边缘、权益保护的不确定性、监督行政的功能萎缩构成协调化解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在法治典范区域的实践得失,亟待行政法学理予以总结提炼,促进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念的生成背景

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念的兴起,源于对行政审判实践中“程序空转”现象的反思,与以提升司法能力为取向的人民法院改革目标相契合。从行政争议的个案处理到诉源治理,司法观念变迁促进了人民法院法律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统一,为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念的生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时代社会矛盾变化增加了行政争议上升的风险,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念的引入兼顾了行政审判底线思维和服务大局观,成为人民法院运用法治思维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要义。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视角下我国行政诉讼补救判决之完善

2014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增加了“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一些具体制度修改上对这一立法目的进行了回应,其中,第76条、第78条确立了一种新的判决形式——补救判决即是一种体现。然而,上述法条仅以“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的表述对补救判决予以规范,但对该判决的适用条件、具体程序、救济制度等未予以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较为混乱。补救判决相关规则的缺失,亟待对实践的反思及对实体规范的深究为基础进行完善。在具体布设中,应当进一步明确补救判决的适用条件、确定具体适用程序、完善救济及保障制度,以达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

论保险争议诉讼外解决模式与我国的选择——基于比较法的分析

在比较法的视野中,保险争议诉讼外解决模式有三种:以英国为代表的独立第三方解决模式,以日本、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依托行业协会的解决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法庭诉讼内嵌模式。每一种模式都与该国的政治和司法体制、诉讼文化、法律技术与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需要在对我国的司法制度、诉讼传统、保险行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独立第三方解纷模式严重依赖政府公权力,不利于机构精简和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法庭诉讼内嵌式模式的成本较高,不利于保险消费者维权。发挥保险行业协会在资金和专业人员储备方面的优势,建立以行业协会为依托,但又独立于行业协会的诉讼外解决模式应当作为我国未来的选择。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视角下的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

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需要通过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各自制度上不断完善,加强程序和实体的衔接,发挥复议与诉讼在审查和审理方面的各自优势形成互补共助,实现以协调、和解、调解等方式止争,以复议决定、法院生效裁判等方式定分;还要不断创新理念拓宽路径,抓住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内核,通过延伸职能、多元解纷、源头治理等进一步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正确界定并充分发挥复议和诉讼在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中的作用。

行政复议中止的纠纷化解路径——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视角

我国行政复议中止制度仅对中止事由进行了详细规定,而如何启动行政复议中止及恢复案件审理的规定都不明晰,这使得实践中极易引发行政复议中止纠纷。在行政权主动扩张和司法权过度谦抑的背景下,申请人既没有提出异议的行政渠道,转而寻求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效果亦十分有限,从而造成了对行政复议及时原则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破坏。具有丰富内涵的“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命题对此能提供一定的思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当发生行政复议中止纠纷时,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允许行政复议申请人先向其提出异议,以追求纠纷的最便利解决;当行政复议内部救济未果,法院应当对符合条件的行政复议中止进行实质审查,确保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实现;而随着检察机关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中的重要性不断攀升,应当发挥其对行政复议中止纠纷解决的监督作用。

关于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争议情况的调研报告

一、行政诉讼中解决争议情况以及存在问题行政诉讼法2015年5月1日起修订后施行以来,如何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可以用两个'尽可能'来概括:一是尽可能多地解决行政争议,降低不适合诉讼的高门槛。二是进了诉讼之门的行政争议,法院要在司法能力以及司法权限的范围内把司法职责履行到位,救济尽可能救济到位,监督更要到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以行政诉讼类型化为视角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将“解决行政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之列,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共同构成行政诉讼的三大目的。与1989年《行政诉讼法》相比,新法更强调行政诉讼纠纷化解的目的,更注重争议解决。如何才能促进争议实质性化解,本文尝试对解决行政争议这一立法目的进行阐释,并通过论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与构建行政诉讼类型之间的关系,得出行政诉讼类型化是行政争议能够实质性解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最后倡导建立以原告诉讼请求为基础标准的行政诉讼类型,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解决民事管辖权争议的两种模式

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 ,对管辖权异议的解决奉行的是行政化处理的模式 ,因此导致当事人管辖权异议权利虚无、管辖权异议主体范围过于狭窄和级别管辖异议困难等弊端。为使管辖权争议的解决更加公正合理 ,实现管辖权争议解决的行政化模式到附带诉讼式模式的转换就成为必然。为此 ,必须在管辖权异议的内容、异议的主体范围、异议的审理程序等方面进行由行政化到司法化的改进。

走出行政诉讼的“卡夫丁峡谷”——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纵论

程序空转,即实质上同一个纠纷需要多种诉讼、多次诉讼、多个审级才能解决甚至未能解决,这是当前行政诉讼制度面临的严峻问题。为使争议得到实质性解决,需要改进立案工作,注重通过依法判决来定分止争。法院在积极大胆受案、切实保护诉权的同时,宜厘清民行关系,分流诉讼渠道,规制过度诉讼,排除诉讼泡沫,改进立案方式,合并同类诉讼。在坚持全面审查的基础上,法院判决应当根据诉讼类型,回应诉讼请求,明确判决内容,避免判不对题、空泛无当。二审、再审需加强监督,最高人民法院需更好择案而审。实质性解决争议要求进一步树立司法权威,修改不适宜的司法解释,探索引入“‘案/件’比”评估方法。

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程序保障研究——基于Z省1990—2020年假释案件的实证分析

我国假释案件审理程序至今尚未真正被纳入诉讼程序,程序启动完全由刑罚执行机关掌控,诉讼主体功能运行失位与错位并存,裁判权异化为审查权,现行裁判程序和裁判逻辑难以保证裁决结果的正当性。如何通过程序运作保障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假释案件审理程序之所以运行失范,主要源于价值定位上“权力”而非“权利”的制度设定、在诸多诉讼主体眼中呈现不同面相的认识因素、实体条件判断复杂和诉讼运行规则缺失的规范因素以及配套机制不够健全的机制因素。因此,应当秉承从“奖励说”到“权利说”的基本理念,确立规范程序运作,防止司法腐败的制度目标,建构有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从诉讼模式的对抗式改造转向协作为主的二元司法模式,明确审理模式而非审查模式的功能定位,通过多元诉讼程序的选择与分流,实现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作为非诉解纷机制的困境与优化

诉前调解,将诉讼调解程序提前到了诉讼开始之前,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是在当事人对行政争议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产生行政争议时,当事人向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就该行政争议进行诉前协调。本文以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兴起的时代背景、我国立法现状与实践运行为起点,通过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功能定位分析该制度的理论价值,探索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理论争议与现实困境。目前,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在实践中存在立法规定不统一、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不健全、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不明确等困境。应加快完善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统一的立法规定,优化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明确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在行政诉讼前。

检察机关化解行政争议职能定位、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机制,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司法制度,在建设法治政府和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提起抗诉、调解、和解等方式对行政诉讼及行政行为实行法律监督,促进解决行政争议。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提出“检察机关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要求。

征地补偿协议案件的行政诉讼困境及应对策略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行政协议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以征地补偿协议为例:在行政诉讼中,各方参与者对于行政协议性质的认识发生变化,但仍存在瑕疵。相对人层面,其真实诉求在审判过程中不易得到满足;政府层面,行政协议中需要加以监管的部分存在监管缺失;法院层面,存在避重就轻的问题,避免真正判定行政协议的效力。除政府层面须完善行政协议配套监管措施外,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工伤认定循环诉讼问题研究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工伤认定经过漫长的诉讼程序最终才能定分止争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工伤认定过程中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矛盾。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的现象,不仅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更不利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如此一来,构建统一的工伤认定标准、加大司法审查力度、促进通力协作已经迫在眉睫。

溯源而治:论工伤认定民行交织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工伤认定案件是我国行政诉讼的一个主要类型。实践中,这类案件存在大面积“程序空转”、案结难以事了的现象,阻碍了工伤保险制度功能的发挥。既有的实质性争议解决方案局限于对司法救济方式的改进,忽视了纠纷产生的制度原因,无法从源头上摆脱困境。比较不同的工伤风险保障模式会发现,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公私界限模糊,程序碎片化,缺乏对给付权利的有效保障。改进工伤保险制度,以工伤保险给付决定替代现有制度中劳动关系确认、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认定、待遇给付等繁冗程序,将在源头上化解争议民行交织的现象、减少争议数量,并将激活行政诉讼制度中给付判决解决争议、保障权利、推动给付行政的制度潜能。这一争议解决出路的探讨也展示了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新路径。行政争议是特定制度的产物,关注实体法律制度设计对行政争议解决的影响,才是法治化的“诉源治理”。

行政案件争点的析出与展开——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审判规范路径

争点是当事人之间的客观争议在法律上的根本分歧所在,是引导诉讼活动开展的主线,更是裁判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争点制度影响诉讼程序的透明和效率,更决定了审判的质量和效果,对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举足轻重。行政案件争点的析出应当坚持问题导向,兼顾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要素和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揭示核心争议。应当建立和完善与争点析出相匹配的审前制度,特别是要对诉答制度和举证制度进行规范,保障当事人对争点确定的参与权。作为诉讼活动核心内容的庭审和文书,应根据行政诉讼的特点进行结构性改造。围绕争点作出实质性判决,避免程序空转,需要斟酌选择合理的裁判方式,促进行政争议在法律框架内实质解决。

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制度创新的法理解读--以上海法院近五年的实践为例

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创新实践为国家司法政策制定提供了丰富素材,理应纳入行政诉讼法学研究视野。在区域法治建设典范的上海,法院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路径探索,揭示了合意性纠纷解决与决定性纠纷解决、法院合力化解与府院联动化解的辩证统一;行政审判白皮书发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旁听讲评和规范性文件审查衔接等延伸行政审判职能的创举,彰显出法院自治型司法与回应型司法、法治政府建设监督者和促进者的双重面相;诉前调解和法官释明等诉源治理方式的推行,预示着司法能力向化讼止争与减诉少讼、理性维权与文明促进的迈进。上海法院行政诉讼创新实践的别样图景,有望形塑一种新型互动式行政诉讼制度生长路径,发挥行政审判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应有作用。

行政诉讼类型理论的中国图景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近20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表现为立法论、比较论和建构论的三重面向。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前后,围绕行政诉讼类型是否需要法律明定,我国行政法学理形成肯定论与否定论的理论交锋。日本行政诉讼类型法定论、德国行政诉讼类型形态论、意大利行政诉讼预防性保护论,构成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理论的三重域外资源。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规则的建构,是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理论精细化发展的表现。经由法律规范的体系化解释,并结合我国本土行政审判的实践探索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理念贯彻,能够形成我国特有的行政诉讼类型化规范模式,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行政审判的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