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内幕交易、泄露期货内幕信息罪的认定与侦查初探

期货内幕交易罪是1999年刑法修正案新增加的罪名。对于这种新型的犯罪,理论对之研究还很不深入,实践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为了更好的推动理论研究,指导司法实践,文章对本罪的认定与侦查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证劵、期货内幕交易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为视角

对于《刑法》第180条及《刑法修正案》第4条(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规定的证券、期货内幕交易犯罪行为,"两高"司法解释将其罪名确定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这一司法罪名,在刑法罪数理论上称之为概括罪名。在司法适用中,只能按一罪认定,不实行数罪并罚。而修订后的《刑法》第180条规定了证券内幕交易和期货内幕交易两种犯罪,则应分别确立罪名,按数罪论处。对此提出质疑,并就证券、期货中"内幕信息"的认定,犯罪主体范围的界定,内幕交易行为的样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之认定与处罚

正如证券市场充满变数般,证券市场中各种犯罪也层出不穷变化多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发生、发展也具有此特性。刑法在该罪上的认定与处罚的正确性基础在于罪与非罪之把握,而刑法规定的模糊性给认定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增加了难点和疑点。这也是高风险、高机率的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必须面临的现实与挑战。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本文着重就我国刑法设立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在刑事司法适用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探讨。作者对内幕信息的含义及内容、建议他人进行证券期货买卖行为的定性、利用内幕信息是否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再泄密行为的定性以及本罪的罪过形式等问题从理论上作了分析。作者认为,内幕信息应具有秘密性和重要性的特征;建议行为一般不能作犯罪认定;利用行为不是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再泄密的行为应具体问题具本分析;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浅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几个问题

就修正后的刑法第 180条规定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构成中的关键内容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作了分析 。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构成要件分析

由于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消息市，因此，各种信息成为推动股民进行证券交易的重要动因，由此，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也一直伴随着股市的潮起潮落，成为资本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越轨行为。当然，一定范围内的内幕交易行为会对股市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但效果是有限的．因为股市需遵循公正、公平与公开的原则，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则与该三公原则相抵牾。

证券领域中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认定

我国刑法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进行刑事追究,对于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公正,保证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促进证券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对这种证券违法行为在理论上如何认识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制裁缺乏深入的研究,影响了法律的适用。

论“两高”最新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司法解释的缺陷及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规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主体时并未涵盖所有的犯罪主体,应取消认定该罪主体的二元分类标准,代之以"是否知悉内幕信息"的一元分类标准;该司法解释规定的关于内幕信息"形成"时间认定规则存在逻辑上的混乱,应删除第5条第2款的规定,统一按照第5条第3款的规定予以认定;该司法解释在认定罚金刑数额时存在一定的纰漏,限于司法解释的角色定位,适时可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该罪的法定刑予以完善。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主体比较研究

证券、期货业发达的西方国家 ,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的归责理论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如受托义务理论、信用责任理论、盗用理论及私用内部消息论等 ,相应地 ,其犯罪主体的立法规定也不乏合理之处 ,可资借鉴。我国刑法关于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主体的立法规定存在不周延之处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是一般主体还是特殊主体看法并不一致 。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及其立法完善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是证券犯罪的一种,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行业性,它的成因、手段和危害性都与证券业的行业特点密切相关。因此,如何使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刑法规范与证券法律法规相衔接,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主要从刑法学角度分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并辅之以证券法律法规,以期有助于我国内幕交易犯罪的立法、司法活动。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基于裁判文书的分析

由于内幕交易案件专业性强的原因,司法实务部门一直以来对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认定存有困惑,对于该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准确认定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点与内幕信息公开时间点之间的时段构成了内幕信息的敏感期,法定内幕人与非法定内幕人的认定决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内幕交易行为以类型化固定可以确保裁判尺度的统一。对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内幕行为的综合分析,有助于解决该罪认定中的常见疑难问题。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证券与期货市场相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证券期货的内幕交易行为由于违背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严重危及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本文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定义与危害，国内外关于本罪的立法概况，本罪的概念与特征等方面对本罪进行相关论述，以便对本罪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非法获取人员”的认定——美国法的“信息泄露理论”与“盗用理论”在中国的适用

中国法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规定为知情人员与非法获取人员,而关于非法获取人员的范围与认定标准等都欠缺详细的规定。依据立法规定,并参照外国法理论,非法获取人员应是指除内幕人员外,可以凭借与发行公司或内幕人员的关系而非法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或者利用非法手段取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对非法知情人员,美国判例则创制出了"信息泄露理论"与"盗用理论"以规制该类人员的内幕交易责任。对内幕人员的配偶与直系血亲,中国法应明文规定其相关责任,并利用"信息泄露理论"进行规制,而对其他以非法手段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员,则不妨适用"盗用理论"以进行惩治。

关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几个问题

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是理解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理论依据，《证券法》颁布以前，主要依据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的规定；《证券法》颁布以后，已由《证券法》作为理解本罪的主要理论依据，并且《证券法》对有些问题作出了补充和修改；而现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修改，涉及期货犯罪内容的增加，期货方面的法规如最新的《期货交易暂行条例》等也成为了理解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新的理论依据，因而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证券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期货法规的规定重新研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有关问题。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主体研究——从美国内幕交易归责理论谈我国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

本文从美国内幕交易归责理论对内幕交易罪主体的探讨 ,论述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是一个由对主体范围的限制发展到逐渐宽泛的过程。同时主张我国刑法对本罪的主体应当采用一般主体的立法模式的观点 。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的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是指在证券交易活动中,对上市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内幕信息应当具有关联性、重要性、不公开性、真实性等四个特征。利用内幕信息是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必不可少的要件;内幕信息应当是真实的;内幕信息应当是上市公司尚未公开的信息;知悉内幕的内幕人员不是明确地将内幕信息告知被建议者,仅仅是建议行为也能构成本罪。

期货市场内幕交易犯罪的机理解构与刑法规制

在资本市场犯罪“零容忍”背景下,期货市场内幕交易犯罪法律规制实践,应当紧密契合当前落实《期货和衍生品法》的现实需要,深度分析期货市场内幕交易犯罪“零规制”的法律文本原因及相关执法司法疑难问题,协调反思刑法规范的适用性障碍,重新审视内幕交易犯罪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则,从市场与制度、金融与法律、期货法与刑法、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等多维度互为贯通的角度,针对期货市场内幕交易犯罪的金融机理以及刑法规制的新问题新情况,在期货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期货市场内幕交易行为界限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与司法规则优化。

期货内幕交易罪刑法规制的立法原理

本文以比较法的视角对期货立法完善的美、英等国期货内幕交易罪的归责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以发达国家的成熟理论为我国期货内幕交易罪归责的基本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论“光大证券事件”中的期货内幕交易

光大证券在期货市场的交易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值得深究。从解释论的角度看,证监会的处罚没有说明为何光大证券属于内幕知情人,通过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2条第12项的解释,应当认为光大证券作为期货投资者,不属于期货内幕知情人,因而不构成期货内幕交易;从英、美两国的规定看,无论是通过对期货内幕人范围的限定还是规定相应的抗辩事由,比较法上的经验都说明了并非利用重大非公开的信息都可构成内幕交易;分析期货市场的特殊性,可以发现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套期保值,而套期保值者相比于投机者具有不可避免的市场信息优势,为了实现套期保值与市场的流动性,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期货交易属于期货市场的惯常做法;"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给资本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在我国期货监管机构以及交易所对该种异常情形缺乏规定的情况下,其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套期保值,仍然属于该惯常做法的范围内;若监管机构拟对这类行为进行规制,应该事先制定例外规则,对特定类型的做空交易进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