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探索》与1980年代初的“朦胧诗”论争

《诗探索》是新时期诗学场域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理论刊物。在“朦胧诗”论争中,《诗探索》以其全面把握诗坛的宏观视角、坚定的诗学立场,对当时的诗坛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审视、反思与纠偏,对论争中出现的二元对立思维、政治批判等不良倾向进行了抵制,较好地维护了新时期正常诗歌批评的开展。在诗学观念层面,《诗探索》由于摒弃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观念,在“自我与时代”等论争中重要命题的回答上,呈现出较为稳健的态度,既肯定“小我”,也强调了“时代”的重要性,既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也并未放弃对文学功利性的体认。

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

9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史料的发掘呈现,"朦胧诗"的时空边界构成有了持续的扩展,在时间上追溯到了60年代,在成员构成方面也有了重要的发现和扩大。随着当代诗歌历史的演变,有些问题必须予以重新探讨和廓清。

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

“朦胧诗论争”除了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外,也体现了朦胧诗人与老一代归来诗人之间新代表的青年文化与中老年文化之间的对峙与沟通。本文从“代沟”入手,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通过大量诗歌创作和人事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试图对朦胧诗崛起后的命运以及论争背后的动力寻找一种新的解释,考察“代沟”在论争中的推动作用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论“朦胧诗”后的诗歌走向

“朦胧诗”后至今近二十年中国诗歌总体上呈现衰微的趋势。本文拟从社会历史层面以及诗歌本体上的失误诸方面对诗歌式微的内外因加以探求,为重建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正常秩序提供一些值得注意的参考。

回首中的名与实——重读“朦胧诗”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研究的热点之一,同时也是不断产生论争的诗学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朦胧诗"缺乏整体上的认识与把握。因此,以回顾历史,重写重读的"全景"方式从定义、论争、分期与地位和艺术上的得失等四个重要方面来重新论述"朦胧诗"就显得有其现实的重要性和理论上的必要性了。

论“朦胧诗”尴尬的“戏剧性”——以诗歌文本外部为中心

"朦胧诗"以其文本内部语言形式及内蕴价值对"十七年"文学的颠覆性当之无愧地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但从文本外部观照该诗派,它由始至终存在尴尬的"戏剧性",即具有荒诞意味的朦胧性:各家对其起始时间各执一词,该群体组成人员名单难以确定,甚至"朦胧诗"的称呼来自反对者言论;生死存亡于朦胧诗论争和国家正式出版物的推崇与否定的夹缝中;最主要的诗学特征成为"第三代"进攻的目标,更具悖论性的是,在朦胧诗人内部以诗歌和诗论的形式产生了诗学裂变。

晚近诗歌对“朦胧诗”文本形态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对"朦胧诗"有潜在影响。尽管抒情主题相异,晚近诗歌与"朦胧诗"同具政治抒情性。"朦胧诗"保留了晚近诗歌的意象所指范畴,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意象的能指与所指功能。"朦胧诗"中的箴言诗、哲理诗用理性对抗晚近诗歌中的非理性情绪,其实却是语录体的变相沿用。与晚近诗歌相似,"朦胧诗"的诸多作品表达了公共意识,而非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在文本基础上,历史地考察转型期文学,不回避"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可还原文学史的完整性、客观性。

他审意识与自审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情感内涵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主要表现为他审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具体诗歌中主要体现为主控诉主题和寻找主题的不同;而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差异则是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

“朦胧诗”后的两大诗歌写作倾向评析

“朦胧诗”是“传统诗学精神的复苏”而非“新美学原则的崛起”。“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是超越“朦胧诗”的不同途径并真正萌生了“新的审美原则”。这两种写作倾向不仅在理论上显出了创新意义,也为具体的诗歌写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和可能。遗憾的是,“知识分子写作”在作“形而上”的攀升中,诗意关注和价值立场越来越空疏,语言越来越神秘化;在“关注当下”时,“民间写作”反而被“当下”淹没进而消弭了精神向度和价值立场,语言也越来越嬉戏化。辨析两种写作倾向所昭示的新路和陷阱,有助于把握未来诗歌写作的路途。

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价值取向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用自己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诗歌的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对昨天的不同态度:"归来的歌"是一种明显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中确立自我的合法性;而"朦胧诗"有一种明确的反思意识,在反思中寻找自我的位置。

从贫乏的“想象的共同体”出发——创作语境下“朦胧诗”历史废墟意象张力论

从文学视角出发,历史废墟意象在"朦胧诗"中,因具相同内涵而成为一类所指功能贫乏的意象;从诗歌创作语境时代背景角度思考,此类"想象的共同体"准确折射出时代印迹。此类意象从文学表现总体形态出发,将历史的终极"死亡"最终纳入"再生"行列,并以历史为媒介成就了理想主义。因此,在"朦胧诗"历史书写中具有独特性:将历史废墟意象传释为未来意识,形成显豁的张力。

论“朦胧诗”论争中的舒婷诗歌批评

舒婷作为“朦胧诗”的主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朦胧诗”论争中,并且被推至论争舞台的中心,对舒婷诗歌的批评集合了当时“朦胧诗”论争中双方关注的焦点和议题。论争双方在关于“朦胧诗”的“懂与不懂”、基调与格调、自我表现等议题中涉及到的对舒婷诗歌的既有所借重也有所排拒或避讳的态度,体现了双方对“朦胧诗”批评的艰难和尴尬的境况。

论“朦胧诗”对古典诗词美学风格的内在承继与创新

"朦胧诗"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定的历史时期背景下,诗歌新的表现手法与传统的表现手法有机结合后绽放出的一朵奇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就可以发现,"朦胧诗"并不像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一味地充斥着反叛意识,其实,在它的内里气质中,无论从艺术风格还是从表现手法上,与传统中国古典诗词都具有着十分明显的关联和承继关系,当然也有所突破和发展。"朦胧诗"的朦胧恰恰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意蕴的真正继承,其诗歌意象富于古典美,艺术手法上对古典诗词有所继承与借鉴,同时又有所突破与创新。

定格辉煌──“朦胧诗”艺术的“盖棺论定”

时间是公正的。一场撼人的风暴过后，从激动与眩晕中走脱出的人们，日渐品琢到十几年前那段关于朦胧诗唇枪舌剑、面红耳赤的论争，未免有些幼稚得失之冷静。而朦胧诗的血泪开拓终获默许不久，“ＰＡＳＳ，北岛舒婷”的狂放呐喊，似乎又给它审美距离下刚刚清晰起来的身影罩...

黑夜深处的火光──“前朦胧诗”论札

本文主要对长期以来被忽视了的作为“朦胧诗”前身和源头的“前朦胧诗”作了评述，作为开创者，黄翔和食指等人的意义在于从思想和艺术形式上奠定了朦胧诗产生的基础，而“白洋淀诗群”则发展了这一富有现代性和批判意识的传统，并广泛触及了六七十年代的现实。

“朦胧诗”后:反动与过渡——论“南方生活流诗歌”

我们的时代正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着我们的诗歌。作为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诗歌,当然谋求和时代潮流的某种对应,这种对应不仅使诗歌的内容特征发生变化,而且也必将导致诗歌艺术形式的相应变化。从诗歌发展的纵向看,无论遭受何种意外寒潮的阻袭,这一最古老的文学体裁却始终在其内部富于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内在生命活力。我们的新诗,在经历了“四五运动”诗歌和“朦胧诗”两次大的潮涌之后,仍然顽强而扎实地向前行进。及至今天,流派纷纭,千帆竞发,已然蔚为壮观。在本文中,将要论述的是“朦胧诗”后在一段时间内占据诗坛主导地位,春笋般突然冒出,风行于整个诗坛。

朦胧诗的争鸣与价值重估

朦胧诗的出现引发过一场规模与影响空前的论争。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为代表的崛起派，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是标志着当代诗全面更新的起点，它使新诗艺术迈出了崛起的一步；丁力、程代熙、郑伯农等为代表的否定派，认为它是畸形的怪胎，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逆流，它将自生自灭。这场论争使朦胧诗概念以及一些模糊的理论命题日渐明确清晰，扩大了朦胧诗的知名度；但论战双方有时不够冷静。朦胧诗不无曲高和寡倾向，但它冲击了传统审美习惯，结束了当代诗艺的停滞不前，并为当代诗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迪。它完成了时代内在历史的拼贴，在促进诗本质回归的同时，实现了对现代诗派、九叶诗派的超越；它重构了以人的情思为核心的诗美理想规范，形成了如烟似梦的朦胧风格；它以文学个人化的奇观，为当代诗坛输送了多种艺术模型。

“朦胧诗”的产生条件及其它

七九年以来,“朦胧诗”以它自己的新姿态和新风格冲击了诗坛。也许因为它越来越朦胧,越来越不可思议的缘故,人们对它也越来越反感。 “朦胧诗”引起了争论。争论以来,学术界所持的态度是这样的:否定方面认为“朦胧诗”仿照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继承了资产阶级现代派文学的抽象性;肯定方面则认为“写诗在某种情况下,要有点朦胧的意境”,所以朦胧诗只要能令人看懂,思想上过得去,一般来说是有它的存在地位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黄药眠《关于朦胧诗及其它》)。

“意象派”与“朦胧诗”

谈到我国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朦胧诗”,论者多认为它是受了西方观代诗尤其是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影响。但“意象派”与“朦胧诗”,作为两个产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诗歌流派,它们究竟有哪些联系,又有哪些区别,似乎还没有人论及。本文试图将二者做一番比较,这对于更加清楚地认识它们各自的本质特征,应该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