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事陷阱取证方式的可行性

随着计算机软件业的发展,各企事业单位未经有关部门的批准或软件著作权人授权而擅自复制和使用计算机软件的现象十分常见。基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件的自身特点,民事陷阱取证几乎成为了此类案件最为有效的取证方法。然而,民事陷阱取证是民事诉讼领域一个新的课题,关于其适用的可行性,无论在学界还是在司法实践当中,都存在着颇为激烈的争议。为此有必要对之进行探讨。

软件侵权诉讼中“陷阱取证”与“实验取证”的法律思考

方正诉高术案件再次提出了“陷阱取证”在软件维权中究竟地位几何这一尖锐问题。借鉴“陷阱取证”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我们可以将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分为机会提供型和恶意诱发型两种。对原告采用的机会提供型的“陷阱取证”方式应该认可,而对恶意诱发型则应该坚决予以禁止。从民事诉讼“陷阱取证”与刑事诉讼“陷阱取证”的联系和区别、公私利益平衡、法经济学、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多个角度来看,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们应该通过立法及司法实践,对“陷阱取证”使用的对象、范围、批准程序、适用程序以及证据的效力等等,做出明确而详细规定,以科学地发挥这种取证手段的作用。我们应该将“陷阱取证”控制到类似于科学实验的“实验取证”水平,保证取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

在民事诉讼陷阱取证问题上,应当从价值选择和利益权衡的角度对陷阱取证方式进行分析。对于"恶意诱发型"陷阱取证方式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对于"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方式应当严格控制,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法律价值和利益的情况下确认"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的法律地位,承认其可采性和合法性。

浅谈“陷阱取证”引发的法律问题

"陷阱取证"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从刑事和民事两大方面分析"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陷阱取证"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但在民事诉讼中也有所运用"。陷阱取证"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两种类型。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会引起诸多问题,所以是非法的。本文分析讨论了刑事案件中的"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并从三方面说明采用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进行刑事侦查的必要性;探讨了民事诉讼案件中以"陷阱取证"的方式获得证据是否应予以采纳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特征。并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药监执法与"陷阱取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药事违法案件时,必须在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的前提下,才能对有违法行为的相对人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但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调查管理相对人是否有违反药品、医疗器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等的行为时,取证工作往往异常艰辛和困难。例如。

探索边界——评析公证“陷阱取证”证据

在公证领域中,针对"陷阱取证"搜集得到的证据是否合法,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有过激烈的讨论。在"北大方正"陷阱取证一案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判决更是截然不同,直至最高院提审该案,才使此案尘埃落定。本文分别讨论公证领域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的合法性与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的合理性,试图对这个问题探究一二。

陷阱侦查的法律解读

一、诱惑侦查的涵义及分类 (一)诱惑侦查的涵义. 诱惑侦查,有人也称其为诱导型侦查、陷阱侦查、警察圈套等等,然而从诱惑侦查的性质来说,诱导型侦查等上述三个称谓都是片面的.实际上,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设置一种圈套或者诱饵等诱惑方式诱使他人实施犯罪行为或促使他人犯罪行为暴露的一种侦查手段.诱惑侦查存在合法的诱惑侦查与非法的诱惑侦查之分,[1]上述的诱导型侦查、陷阱侦查、警察圈套等实际是非法的诱惑侦查.……

执法过程中陷阱取证的异化问题研究——社科法学视角的再思考

获取动态违法信息的高昂信息成本是陷阱取证(机会提供型)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有奖举报制度激励了职业举报团体对违法信息的规模化经营,并进而诱发陷阱取证从机会提供型向犯意诱惑型的异化。这种异化本可以通过执法者的信息过滤机制予以遏止,可是地方财政对罚没收入的渴求、执法机关内部绩效考核的压力以及权利救济途径偏低的成功率等制度环境因素不断削弱信息过滤机制的功能,甚至促成了执法者与职业举报团体的合谋,并最终导致犯意诱惑型陷阱取证的泛滥。可以通过对陷阱取证的正名、重塑职业举报团体的合法身份、夯实违法信息过滤机制等制度改革措施有效防止陷阱取证由机会提供型向犯意诱惑型的异化,以挽救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

诱惑侦查之法律分析

诱惑侦查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诱惑侦查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因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所以是非法的。对诱惑侦查应规定其适用条件。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剖析《知识产权证据规定》第七条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取证难度大的特点导致该领域“陷阱取证”盛行,对此不能一概否定。《知识产权证据规定》第七条针对“陷阱取证”问题作了规定。学理上将“陷阱取证”分为“机会提供型”与“恶意诱发型”两种,前种方式所获证据可以被采纳,后种则应排除。《规定》从他人行为出发,只需证明被诉侵权人是否基于他人行为实施侵权,降低了权利人举证难度,避免对主观状态的判断,但在特定情形下会导致合法证据被排除,非法证据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