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空间-行动者、权力与治理--近年来有关社区研究文献述评

本文梳理了1990年代以来有关社区研究文献,发现国家-社会范式是构成近些年来中国社区研究的一条主线,社区空间-行动者、社区权力与治理等研究均离不开这条主线,只不过是对其进一步细致化、微观化、深入化或者技术化了。社区研究亟需一种对各种理论范式的整合性研究和对当前社区秩序的一个合理、深入性解释框架。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的“结构-行动”逻辑及效能提升策略

应急动员是有效应对城市社区复杂多样社会风险的关键路径,基层党组织在我国城市社区应急动员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基于嵌入理论与结构化理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的“结构-行动”逻辑得以构建。基层党组织通过全面嵌入社区治理的组织架构,实现城市社区应急动员中党建引领的行动力与整合力。具体来说,在城市社区应急动员中,通过基层组织建设、社区应急管理制度贯通与社区多元行动者整合,基层党组织实现了社区应急动员的结构性嵌入,这种结构性嵌入使社区价值同构、社区应急制度、专业人才与管理技术下沉等一系列党建引领下的基层应急行动得以可能。通过对我国七地市(自治州)八个街道办下辖若干城市社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与实地调研可以发现,组织架构不健全、情感动员不足、行动能力欠缺造成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的结构悬浮化、行动刚性化、效能弱化等“结构-行动”困境。对此,应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力实施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的组织整合、价值同构、制度优化、人才吸纳与数字赋能等提升策略,推进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的效能提升。

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提升的困境研究——基于“结构-行动者”的分析视角

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在外部政策动员、工作模式创新等因素的作用下,一直以来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反而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基于"结构-行动者"的分析视角,通过对B大学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以类科层官僚组织体系为核心的高校共青团组织结构,以及以谋求晋升、习惯性实践为行为取向的行为者是制约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探讨具体的制约机理,可为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团组织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政治势能-资源”视角下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行动策略

社会组织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日益成长为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传统研究多立足于结构主义视角,借用“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阐释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但却难以深究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的特征以及内部运作机制。因此,研究以X市A民间环保组织为例,基于“政治势能-资源”分析框架,尝试解读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行动策略。研究发现,民间环保组织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有四种行动策略:一是合法的“越级监督”,借助环保督察之便,实现跨层级信访;二是“调研式”自我赋能,以调研为手段,达成增能的目标;三是“媒体身份”获取,整合新旧媒体资源,强化“地位授予”;四是“自发性”关系嵌入,激发能动意识,打造逆向的嵌入式发展模式。对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策略的深入探讨,为实现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一份实践指南,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

苛责式领导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领导-部属交换的中介作用

通过146份国有企业的调查问卷,探讨了苛责式领导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过程,尤其是领导-部属交换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领导-部属交换在苛责式领导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过程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苛责式领导与领导-部属交换的相关性不受员工权力距离感知的调节,讨论了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研究的局限性。

员工-组织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一个被调节的双重中介作用模型

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员工敬业度和情感承诺为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双重中介作用模型以探讨不同员工-组织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以23家企事业单位的39位部门领导及其397名下属员工为调查对象,通过定量分析检验了员工-组织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过度投资型和相互投资型员工-组织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过度投资型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比相互投资型更强;员工敬业度和情感承诺中介了过度投资型和相互投资型员工-组织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此外,个体权力距离负向调节了员工-组织关系对员工敬业度和情感承诺的作用。

论超越分工-协作的合作行动体系

工业社会中最具有普遍性的行动模式就是分工-协作。在社会实践的几乎所有领域中,都采用了分工-协作模式,从科学研究、教育到市场经济、组织等,都是以分工-协作的方式开展活动。在人的从身份向角色转变的社会运动中,分工-协作发挥了基础性的推动作用。由于分工-协作把人们安置到了社会结构之中,让人去开展角色扮演活动,而不再像农业社会那样基于身份去开展活动。在工业社会中,人的角色扮演受到分工-协作规定,但这种规定在表现形式上以规则的形式出现。当分工-协作模式得到了超越并建构起合作行动模式的时候,人的角色的外在性规定将为人的内在规定所置换。这时,即便存在着外在性的规定,对于人而言,也是暂时存在的临时性规定,而且要在得到人的内在因素响应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从分工-协作模式向合作行动模式的转变也就是合作制组织的生成过程,而合作制组织也就是人类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活动的行动体。

非政府组织应对海洋塑料污染行动策略浅析

非政府组织参与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多选择一种主导行动策略,从“结构-组织”维度分析涉海非政府组织的行动策略,依照其第一资源依赖对象及自身知识类型,可将涉海非政府组织的行动策略分为以下四种:政治倡导、公众布道、试点孵化和行动深耕。文章选取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非政府组织作为四种策略的分析对象,详细阐述涉海非政府组织参与海洋塑料污染全球治理过程中如何运用四种策略及不同策略的融合使用,进而分析总结非政府组织战略选择的逻辑及其行动经验,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海洋塑料污染全球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健康社会学视角下《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18-2030)》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运用文献资料法等,从健康社会学视角对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2018-2030)》进行解读。研究表明:该行动计划注重科学性,以健康社会学为理论依据;注重引领性,树立以身体活动助推人类发展的大健康理念;注重全面性,将系统的战略目标与具体的行动措施相结合;注重实效性,强调实施监测与效果评估。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充分认识身体活动的价值,推广和培养健康行为理念;保障公民身体活动权利,完善全民健身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区中枢作用,构建全民健身活动系统;强化科学的监测与评估,注重政策的落实与成效。

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动员与组织——以复旦大学“媒介素养行动小组”为例

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首先提出媒介素养教育问题，70余年来，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在许多国家普及。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已将媒介素养教育列为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容；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阿根廷、墨西哥等，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媒介素养教育活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推广媒介素养教育计划，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与行动策略

本文选取B市C区LD社工事务所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合作创新为案例,引入"结构-行动"的理论视角,以制度环境和行动策略为分析框架,探究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的三层互动关系,剖析"依附性""非合作性"和"低参与性"三种行为逻辑环境下社会组织的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并不天然地妥协于制度限制,已然打开的制度空间为社会组织实施积极的行动策略开启了"大门",社会组织运用行动者的组合性策略,通过改变权力关系、重构关系网络,使社会组织协商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成为可能。

先赋与诱导:政府购买服务环境下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研究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成为观察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切入口,社会组织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策略也日益受到关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技术”环境为社会组织行动提供了活动空间。官办社会组织、民办社会组织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获取政府购买环境中的有利位置,依托组织属性和资源,分别采取不同的组织行动策略。官办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环境中采取制度化结构、网络化联盟、体制内试验、项目化管理等行动策略,属于先赋型行动,依赖并借助政府部门的强势支持,获得了天然的制度合法性及其资源。民办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环境中采取资源化导向、社会化动员、行政性嵌入、商业化思路、专业化定位等行动策略,属于诱导型行动,根据具体的环境主动或被动调整组织行动,以获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社会组织行动策略是平衡政府购买环境中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的重要机制。

3-8岁儿童基于资源价值的公平分配行为及理由的年龄特征

目的探究3-8岁儿童在第三方和第一方情境下基于资源价值的公平分配行为及理由的年龄特征。方法采用改编的玩具分配任务范式和博弈任务范式对不同情境下儿童基于资源价值的公平分配行为和理由进行量化研究。结果(1)第三方情境下,只有7-8岁儿童倾向于公平分配不同价值的资源,且比3-4岁儿童表现得更公平,更倾向于考虑公平与否给予合理理由解释。(2)第一方情境下,5-8岁儿童在拥有绝对分配权时和3-4岁儿童均倾向于利已分配不同价值资源,5-6岁儿童在与他人共享权利时倾向于利他分配不同价值的资源;5-8岁儿童比3-4岁儿童表现得更慷慨,3-8岁儿童与他人共享权力比拥有绝对分配权时表现得更慷慨;7-8岁儿童与他人共享权力时倾向于考虑公平与否进行合理理由解释。结论随着年龄增长,3-8岁儿童更倾向于公平分配不同价值资源,表现得更慷慨,并给予公平合理理由解释。

中国民间组织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一个结构——制度分析

民间组织具有政治合法性意指民间组织及其活动在"政治上正确",即在组织宗旨、活动意图及意义等方面,符合由国家的主导政治价值所确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规范的要求。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由于"大政府、小社会"格局尚存,具有"官民二重性"的中国民间组织处于依附性地位。国家基于社会控制的治理目标,在管理上采取了双重管理和分层登记管理的政策。不均衡的权力结构和现行的管理体制促使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普遍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合法性诉求。

基于指数随机图模型的区域产业组织网络形成研究:来自义乌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活动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进而形成产业组织网络。采用银行转账数据还原义乌市企业间的相互关联,克服了投入产出方法只能反映产业层面关联的限制,并引入指数随机图模型,从更微观的层面,更充分和全面地考察影响企业间关系形成的多种社会过程及其对产业组织网络的塑造作用。研究发现:义乌市企业关系中存在强烈的互惠倾向,双向互动多于单向买卖;义乌市企业选择交易对象更多地是通过中间商联络,传递性在网络中起到了较大的正向作用,而聚敛性和扩张性主要起到负向作用,即企业拓展商业渠道的意愿不强烈;与非企业机构相比,企业更多地担任供给方的角色,位于相对富裕、人口较少地区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对外输出能力。

社会分层视野中的有组织犯罪成因探讨

以社会分层为视角,能够揭示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中国当代社会分层表现出城乡二元结构处在解体过程中、权力-市场并行的资源配置秩序和流动机会与流动障碍并存三个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影响到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心理成因、社会结构成因和外在诱因。

社会组织下乡:既有研究及未来展望

为了助力乡村振兴和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国家和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引导城市社会组织下乡为农村社区提供服务。当前,下乡的社会组织多为社会工作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化方式,为乡村民政对象提供"雪中送炭"的公共服务。近期与社会组织下乡有关的文献在总体上类似于以往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探讨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但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既有的范式,对社会组织与社会其他群体之关系给予了初步的关注。这方面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学界此前过于局限于政社关系研究的现状,进一步拓展"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总之,社会组织下乡在理论与实践上仍处探索阶段,从研究的主题、视角和内容方面看均具有较大的研讨空间。学者将来可以强化社会组织下乡研究的系统性,增加城乡对比的视角,从而更丰富地呈现社会组织、社会其他群体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权分置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变革的激励与制约——以福建省沙县西霞村为例

三权分置制度被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重要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林业发展意义重大。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以福建省沙县西霞村为例,研究三权分置制度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变革的影响。结果显示:(1)非正式三权分置制度的缺陷是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的反向激励;(2)正式三权分置制度通过交易成本、保障心理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有激励与制约作用;(3)在治理制度层次,组织内产权制度安排通过权能激励、林农收益、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有激励与制约作用;(4)在资源配置层次,经营权流转通过经济绩效、林农收益、经营成本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有激励与制约作用。最后,针对三权分置制度的制约作用提出相应的建议。

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重要举措——《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及相关配套制度出台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要求,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日前制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社区社会组织层级与社区环境善治——以潍坊市奎文区金都社区为例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居民的参与载体、国家-社会沟通的桥梁,是社区治理主体与中坚力量。我国社区治理环境的异质化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的趋势,但又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层级发展路径及特征。这一特征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而不同层级上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在社区治理的不同维度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文章以山东省潍坊市金都社区为分析对象,在理论上拓展社区社会组织治理模式的研究视角,以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社区治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