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师钱左相府之记”铜印(南宋)

此印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边长5.3厘米,高4.7厘米。矩形把手。背款“宝祐丙辰”“季春吉日”。印面为阳文“太师钱左相府之记”。《台州金石录》考证其为钱象祖物,背款为后人伪镌。存此一说,待考。钱象祖(1145-1211),字伯同,号止安,临海人。嘉定元年(1208)十月,除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海”字铜印考释

自刘贺墓发掘以来,关于墓中出土器物,特别是"大刘记印"玉印研究,成果丰硕,然鲜有探讨"海"字铜印者。偶有略及,亦论之不详。从印文与形制上看,"海"字铜印正面朱文小篆一"海"字,字腔深峻,字口垂直,字底平净,符合汉铸印特征,却无从看出与马相关联信息;背面呈覆斗形,顶部有口形缺口,缺口沿边凹凸不平,为非自然损毁造就,无印纽,亦非烙马印"方形中空,可纳木柄",不具备先秦秦汉烙马印典型特征。从该印形制、印文与海昏侯刘贺实际境况推测,"海"字铜印印文"海"字当为"海昏"省称,属私印,或为刘贺于海昏侯国所铸用于行政文书管理之印信。又该铜印边线与北部正面、顶端三处呈非自然损毁状,或说明该印于墓主刘贺有非同寻常意义。

宋代陶瓷楷书押印研究

陶瓷印始于古代陶拍的使用,后因为印章材料的不断丰富、陶瓷烧制技术不成熟、用途单一等原因导致陶瓷印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直至宋时,随着制瓷业技术的成熟,陶瓷印再一次广泛进入大众生活当中。在宋时楷书入印现象开始出现,无论是陶瓷印还是铜质官印都可以见到楷书入印的现象,楷书押印则凭借其方便、防伪、易识读等特点在此时成为建立凭信的常用工具而得到大量使用。近年来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宋代陶瓷楷书押印,经过对于实物的研究发现陶瓷印本身不同的印面制作方式使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通过对比研究,分析了陶瓷楷书押印由本身制作工艺不同进而所产生的风格特点,其次与同为楷书入印的铜质印章进行制作工艺及风格的对比,探索两者风格面貌的差异和形成差异的具体原因,以求能为当代陶瓷印篆刻中的楷书入印寻求新的创新点。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古代铜印

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在多年的文物征集工作中搜集到一些古代铜印,其中多为官印,且大部分出土于本县境内,均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现择要介绍如下.

湖南省人民政府使用的第一颗铜印

湖南省人民政府使用的第一颗铜印整体通高10.3厘米,印体边长7厘米,厚2.1厘米,铜质。圆柱形柄黄铜方印,印面右侧阴刻楷体“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印面左侧阴刻楷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日”,印面另一侧阴刻楷体“第柒贰号”。印文“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八字为模铸老宋体直行两排阳文。印文四周及四周边框光亮而略显磨损,这是多次使用形成的。

海昏侯墓出土汉印四题

本文从史实寻索与篆刻艺术论评两方面,围绕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三枚玉印与一枚铜印,逐次展开考证分析。首先,就迄今未得出确切结论或尚未引起集中关注的若干问题,譬如"大刘记印"的印文读解与钮部描述、"刘贺"玉印的印面察析与钮式探述、无字玉印的制作因由与丧葬功用、"海"字铜印的性质评断与工艺细节等,进行了不无独见的详实阐说。再者,在秦汉这个时代的大剖面上,通过同类实物之间的纵横比较,为上述四枚汉印勾画了尽量客观的存在坐标。最后,执持创作技法与格致风规并重的理念,对无字玉印之外的三枚刻铭古印,作了"篆刻艺术"层面的审慎评议。

南阳博物馆藏铜官印考释

河南省南阳市博物馆自1959年成立以来，陆续征集到一批有价值的古代铜印，时代上自汉代，下迄明清，共三十余枚。其中一部分官印，对研究当时的职官制度、地理历史等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现择选部分官印介绍于后，并就这些官印所涉及的官署、职官、地名及相关问题略予考释：

所谓“李崇之印”考辨

1928年黄文弼在今新和县裕勒都司巴克征集到的所谓"李崇之印",一直作为传世典籍所载西域都护李崇的私印而被广泛征引。本文从印学史的角度来做重新的观照,认为这一铜印应当释作"李忠之印信"。从文字、章法、钮式等等的风格体现,可以推测它是与都护李崇同期戍守西域的普通将士所佩印信。职位低下的李忠使用新莽时代的标准私印,说明了印章在西域的普及性和公信力,为我们理解王莽更易匈奴和西域印玺带来西域失控局面提供了佐证。

传统翻模与3D打印复仿制工艺的比较研究——以李崇之印、中国大宁铜镜为例

本研究依托于先后两次分别采用传统翻模复制工艺和3D打印复仿制工艺,对馆藏李崇之印、鎏金"中国大宁"铜镜这两件文物进行的复(仿)制实践。通过比较两种复(仿)制工艺的特点,发现传统翻模复制工艺虽然接近古代文物的范铸工艺,但翻模工序较为复杂,对文物本体也会产生影响,不适宜保存状况较差或具有错金银、镶嵌等工艺的文物;3D打印复仿制工艺具有与文物零接触、工序简单、还原度高等优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物不适宜采用传统翻模工艺进行复制的难题。随着文物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的开展和3D打印技术的发展,3D打印复仿制工艺应用前景广泛,且工艺方法将更加多样化。

京华铜印钮

中国印文化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已有三千年了，精美的印章已成为艺术收藏品的一个门类。印章之所以为人们所喜爱，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经过篆刻大师刻上了字的印章或印主人曾是名人贵胄。二是印材精良与珍贵，如金印、玉印、田黄、鸡血石印或名贵石种。还有就是战国、汉朝时期的古青铜印。再者就是印章雕有精美印钮，可供人们欣赏与把玩。

从三部志书记述两枚古印谈第二轮修志的资料考证

新疆三部志书对"汉归义羌长"铜印和"李崇之印□□"铜印两枚古印在出土时间、地点、内容、形制都有不同表述。本文从考古学、历史学角度对这两枚古印进行考证、辨析,指出资料考证工作的重要性,并谈了志书资料考证的四种主要方法:书证、物证、人证、理证。

两汉时期的琥珀印章

材质特殊的號拍印章在汉代并不像铜印那么普遍。历经两千多年,汉代琥珀印存世稀少,属于珍宝,是研究汉印文化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物1值得注意的足,文中许多无字印章,亦可直呼为“印材”。

四川犍为出土巴蜀土坑印字是古彝文字符考

彝族早就进入犍为地区,与当地土著濮人融为一体。在古蜀国开明王朝前,从朱提(云南昭通)到郫邑称帝的杜宇早已统治犍为地区。1997年,四川犍为出土战国时代的古蜀铜印3枚,有多个字符。本文认为,犍为印字符是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的彝文字符,并用彝文字符考释了铜印字符,译成了汉文。出土巴蜀土坑印字与古彝文的考释印证,将对彝族与古蜀族的历史文化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从两方出土古印的考证说起

民国十七年(1928),在沙雅县裕勒都斯巴克(今新和县大尤都斯一带),曾出土了一枚古印章。印呈正方形,边长1.3厘米,厚0.7厘米;铜质鼻纽,纽呈半圆形,中有一孔,孔径0.6厘米;该印章刻有三行字,前两行均二字,阴文篆刻“李崇之印”,后一行字迹混浊不清,难以辨认。这枚印章只能暂名“李崇之印”。 1959年,在沙雅县玉什喀特(三重城)古城又出土一颗“汉归义羌长”古印。印呈正方形,边长2.3厘米、高3.5厘米,铜质卧羊纽、纽与印座之间有一孔,供穿佩绶之用;印用阴文篆刻,共三行。第一行为“汉”字,第二行为“归义”,第三行为“羌长”。这相隔31年一前一后出土的两枚古印章,现均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自治区博物馆有复制品展出,并注明这是两方不同的印章。 近阅沙雅县地名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沙雅县地名图志》将“李崇之印”和“汉归义羌长”混为一谈,把“汉归义羌长”印章误记为李崇的印信。《沙雅地名图志》第153页记载:“汉归义羌长”李崇印信于1959年在沙雅县的玉什喀特古城出土”。第5页记有:“解放后(1959),从沙雅县的玉什喀特(三重城)古城出土“汉归义羌长”

岳阳发现宋丞相忠定赵周王印

一九七九年夏,在岳阳市城陵矶粮管站基建工地的一座宋代土坑墓中,出土了一枚铜印。据赵立恒同志调查,墓中没有发现其他遗物。铜印,方形,长竹节柱柄,通高11.5、宽9.3、厚0.8厘米。印面阳刻篆体'宋丞相忠定赵周王印'(右图)。据考证,这枚铜印是南宋大臣赵汝愚的遗物。赵汝愚字子直,江西人,宋宗室,乾、道进士。光宗时任礼部尚书、知枢密院事等职。

元末北方红巾军政权遗存的官印

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历朝历代的更替嬗递,都留有着农民起义的深深烙印。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东汉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起义,隋末的瓦岗军等农民起义,北宋的宋江、方腊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以及明末的李自成农民起义等,这些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势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虽然其最终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继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势力所窃取,农民起义被镇压,但农民战争的影响却与世长存,而农民战争的遗存则成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的珍贵文物。

一方汉印印证“安丘”这一姓氏

近日,笔者无意间见到由潍坊收藏家陈瑞江先生收藏的一枚汉印,该印为汉代穿戴铜印,整体古朴厚重,印文清晰可辨,上下两面,均为朱白相间印,正面"安丘贤印",背面铸"安丘子卿",印文古拙大气,平实苍劲,为典型的汉代私印。从印文解读,该印为名为安丘贤字子卿的人私印。"安丘"是他的姓,"贤"是他的名,"子卿"是他的字。

弢翁购藏文物记事

周叔弢(1891—1984年),原名明扬,后改名暹。字叔弢,以字行。晚年自号弢翁。祖籍浙江建德县。生于江苏扬州书香官宦之家,是前清两江、两广总督周馥之孙。父周学海为清光绪朝进士。先生1914年迁居大津。1919午随其叔父周学熙经营实业,并担任多项职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即长期寓居津门。新中国成立,先生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