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李约瑟问题”(英文)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作“李约瑟问题”的命题今天仍然是全世界科学史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科学”和“中国”这两个特定范畴。此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一问题再添加一个或数个特解 ,即不讨论与此有关的种种动力因素——无论是从科学内部还是从科学外部 ;相反 ,它将对国际上有关“李约瑟问题”的近期研究提供一个广角俯瞰 ,着重分析这一问题的来源和发展 ,指出其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编史学上的作用 ,进而将“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的深层解读——从逻辑的观点看

“李约瑟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学术界。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答方案 ,但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笔者从逻辑学的角度对“李约瑟问题”深层解读后认为 :“李约瑟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启发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的区分及其内在机制进行再思考 ;造成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和近代科学落后的关键因素是逻辑传统的缺乏。

“李约瑟问题”:其解其评

本文对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的著名问题——“李约瑟问题”的各种解答方案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其区分为内因论和外因论、单因论和多因论、宏观论和微观论以及系统分析论等,对各种观点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评价,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原型控制与张力文化——未来视野中的“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的答案只能在西方 ,在西方特定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和移民文化的内在张力中。科学是西方社会的写征。中国属于自成一体的乡村化原型发展模式 ,不可能提供与西方同样的产品。问题是 ,此种情况今天是否还继续着 ?当下的发展之路 ,只能是用未来意识改造原型、创制新型 ,自觉地进入“世界体系” ,并在“还乡”

“李约瑟问题”新探与进一步的思考

诚信和理性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两轮,政府是国家发展的主导者,需求是国家发展的动力。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充满理性和诚信精神,这为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实质是市场需求的大发现,这为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引力;三是在发展中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在专制集权体制下,一是缺少诚信和理性,二是缺乏需求,三是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通过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其中宗教文明差异是最关键和最深层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宗教文明差异。也正是宗教文明差异,才最终为中国与西方走向分岔提供了一个最关键和最主要的一个解释变量。另外,从中国历史源头和历史长河看,由于宗教文明的欠缺,再加上专制集权制度的浓重,二者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作用而形成合力,最终导致中国产生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辨析》之澄清 对陈方正教授答复之答复

拙文《“李约瑟问题”辨析——兼评“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简称《辨析》）发表于本刊2012年第5期，陈方正教授的文章《对“李约瑟问题辨析”的答复》（简称《答复》）发表于本刊2013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都主要涉及陈方正教授的著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简称《继叛》）。现就《答复》给以必要的回应。

对《“李约瑟问题”辨析》的答复

在本刊去年10月号陈晓平教授发表了《“李约瑟问题”辨析——兼评“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一文（以下简称《辨析》），对敝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以下简称《继叛》）的论点，特别是与李约瑟问题有关者，提出不少批评和不同意见，本文对该文作一答复。但有一点须要首先澄清：《辨析》文将余英时教授为敝著所写序文中的意见与该书混为一谈，称之为“陈方正－余英时方案”，又在多处将我们并称，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与错误。

企业家要拥有一颗自由之心——关于新“李约瑟问题”

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最关键的是自由，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中国历史上，凡是政府管制不严、自由较多的时候，就出现学术繁荣和科技进步的高峰。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发展快，就是因为改革和开放释放出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而中国的未来仍然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进一步解放。

新“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研究所古色古香的建筑坐落于一片茂密的树林中。在介绍了李约瑟研究所之后,所长古克礼重新提起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即为何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而是在欧洲。他给出了学术界已有的几种解释,

一个文学的“李约瑟问题”——我们为什么缺少或遗忘文学性

当下文学创作和评价中缺少或遗忘文学性是一个文学的"李约瑟问题",只有回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回答。一是新文化运动在反对和摧毁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文论、文学传统时,所要改变的只是其表达形态和所代表的旧道德,而其"义法"的逻辑结构没有改变,并由此形成新的"尊德性"传统,造成了新文学先天的文学性的选择性偏执;二是新文学现代性追求的本土情境又强化了"尊德性"的固有属性。一方面用科学理性来批判和审视中国的文化传统,用道德、政治理性来表达强国自救的理想;另一方面又通过文学大众化的手段启蒙和组织大众,它使文学创作和评价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学、政治学和道德主义的价值诉求。

重新审视“李约瑟问题”——从中西文化哲学差异的视角

"既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长期比西方遥遥领先,为何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出现呢?"这个被称为"李约瑟问题"的问题,曾经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困惑着中国学人。由于中西文化传统和哲学思维的差异,中西的科学传统也截然不同。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从一开始走的就不是同一条路,因此是不可通约的,孰优孰劣也无从比较。回顾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认识过程,重新审视"李约瑟问题",将会促使人们思考:中国需要从西方学习什么?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缺少什么?

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论现代科学的渊源与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大家耳熟能详，至于现代科学，则一般认为发源于文艺复兴。我把这两个题目合起来讨论，是因为它们关系密切，而且要做一点翻案文章。我要说明的是两点。首先，“李约瑟问题”其实不是问题，不是寻求解答的疑问（question），而是一个论题（thesis），一套观点。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为这所谓问题寻求答案，而是应该考究“李约瑟论题”的内涵和根据。

大问题、大滴定、大历史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启发式的主题论纲,借助它不仅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宏大叙事,还能引导人们对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以及文化多样性与科学普适性间的张力等议题进行深入思考。李约瑟1964年出版的《文明的滴定》已经为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之结论做了铺垫,并藉此奠立了他作为国际跨文化研究先驱的地位。2014年,两位美国历史学家通过互联网发布《历史宣言》,由此在西方掀起一场有关历史学之功用的大辩论,我国史学界对此尚无积极的参与,而李约瑟的大问题和他的中国叙事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的意义。

中国古代科学的世界视角与“王朝科学”的提出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从世界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科学的全面系统考察,致力于揭示中国科学的世界地位,提出了“李约瑟问题”,既包含欧洲视角下的“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疑问,又包含中国视角下的“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中国科技比欧洲更为先进”的疑问。中国古代长期而规模庞大的科学实践构成了世界科学的重要内涵,并参与塑造了世界科学的发展轨迹。当前仍应从世界视角出发,立足于中国本位,揭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道路与内在逻辑。中国古代建立起长期稳定而强大的“王朝国家”,一方面推动了“王朝科学”思想与技术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呈现出对于“王朝科学”的强力管控,导致中国古代科学缺乏重大变革,部分领域甚至由于缺乏国家的长期支持,而陷于停滞乃至倒退。

科技创新与文化环境

本文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环境下的科学发展进行了讨论,并针对“李约瑟问题”进行了中西文化传统的比较,从而探讨了文化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作用。

科学国学共学，物理人理同理——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的发言

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媒体对求解“李约瑟问题”情有独钟，不断地企图为它补充一个新解甚至幻想给出最终解答，就像对待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这是没有意义的，“李约瑟问题”的意义超出了“中国科学”这一论域。其深刻内涵至今尚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它不单单是问近代科学在中国为什么缺席．而且涉及如何理解和看待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文化多样性、科学进步论、人类认知能力等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外国学者的“中国学”——读《国际汉学著作提要》

外国学者的“中国学”——读《国际汉学著作提要》□赖功欧江西教育出版社最近推出了李学勤先生主编，葛兆光、程钢为副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一书。这正是我多年来希求见到的那一类书。大约搞研究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当你“身在此山中”而苦苦不得要领时，一本信息量...

现代科学的渊源：新普罗米修斯革命

李约瑟有一句著名的话：为什么从公元前一世纪以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将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这就是他的“中国科学长期优胜论”，也是李约瑟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或者印度）文明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必要前提。此问题单独看来意义不大，因为正如席文（Nathan Sivin）所指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都去追究原因。但倘若有了“中国的科学长期领先西方”的潜台词，那么现代科学的桂冠最后被西方摘去就变成了悖论，而“李约瑟问题”也就产生巨大挑战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