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 花样“枫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给我国社去冶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8年11月12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在浙江绍兴召开。大会的召开,让我们对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有了全新的认识。随着各地研究、学习、继承、创新“枫桥经验”,必将在全国掀起“枫桥经验”热,从而使历久弥新的“枫桥经验”显示它的时代意义与价值。基于此,吴宝燕和汤国咸两位老师从自身教学实际出发,分析教材,把脉热点,抒发感悟,贡献才智。

科学治理 智慧“枫桥”

50多年前,浙江诸暨枫桥在社会基层治理中创造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形成以来,在实践中发展、创新,不断向世人展示了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社会治理的哲学智慧。

河北“枫桥”在临漳——临漳县探索新时期“枫桥经验”,人民调解工作开新局

近年来,临漳县人民调解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目标。据调查,2009年全县调解纠纷828件,2014年4947件,同比上升500%;2009年民事诉讼案件1520件,2014年1360件,下降20%;2009年治安案件1769件,2014年1320件,下降25%。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枫桥式人民法庭”作为赋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的新产物,是应对转型期乡村多元司法需要的创新举措,是现代乡村秩序生成的重要治理要素。“枫桥式人民法庭”在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大局的同时,面临着如何平衡中立审判与能动司法的冲突、如何融入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如何完善多元主体沟通机制等问题。完善“枫桥式人民法庭”的乡村治理功能,要立足“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审判职能,创新“进乡村、进网格”的工作方式,纠正法官拒绝裁判心理,打造专门法庭,理清审判与治理的限度;融合乡贤治理合力,探索打造汇集民意的习惯性规范;加强协同机制供给,推动标准化建设,实现联络机制的畅通高效,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贡献司法力量。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基层综合执法改革的结构张力与路径建构

基层综合执法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执法重心下移和执法权下沉有效缓解了基层繁重治理任务与有限执法权力之间的实践困境。然而,执法权下沉并不必然转化为执法效能,二者中间存在复杂权变因素。破解基层执法难题可以从“枫桥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智慧。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到基层综合执法改革中,就是要在自上而下的党政统合、由内而外的价值引导、从外到里的数字技术支持、全面兜底的制度支撑下构建边界清晰、结构稳固的“执法共同体”,建立健全系统性、一体化的基层执法体制机制。

社工机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兼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社工机构作为专业性极强的一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丰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社工机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拓展了社会服务的主体,增强了社会服务的专业性。在预防社会犯罪、助力平安建设,发挥专业优势、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培育“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助人自助、引领社会风尚,赋能家庭、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工机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多方合作共治的新时代背景,一方面地方党委政府大力扶持和推动社工机构发展,另一方面社工机构积极使用能动策略,主动作为嵌入服务体系。社工机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拓展了为民服务的主体,增强了服务的专业性,丰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

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凝练及实践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是预防化解矛盾的经验,更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经验。科学阐释、正确理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和特征是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前提。本文在凝练概括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特征前提下,总结经验启示,对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建议。

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自然村(屯)内部矛盾纠纷案例研究

如何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农村内部的矛盾纠纷,是当前乡村治理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当前,自然村(屯)作为我国地域上最小的群众聚居单元,已具备自治、德治、法治的实现条件,有必要在自然村(屯)构建自治为本体,德治、法治为双翼的“三治融合”治理机制。发生在L县L村T屯饮水纠纷的化解过程,为如何运用“三治融合”,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自然村(屯)内部的矛盾纠纷提供了生动的样本。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念下群防群治实践进路研究——基于N市W派出所的考察

群防群治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是我国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力量,群防群治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从新时代“枫桥经验”理念出发,结合N市W派出所群防群治工作的实践案例,意图挖掘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公安群防群治工作的实践进路,旨在破解法律法规不健全、群防群治队伍建设不规范、资源力量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等现实难题,以期为解决新时代基层公安机关治安治理提供新“治慧”。

刑事和解理论及其适用——中国“枫桥经验”与英美VOM模式之比较

刑事和解是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对被害人权利救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制度选择。刑事和解理论来源于司法实践中化解现实社会问题的探索,在中国来源于“枫桥经验”,在西方体现为以英美为代表的VOM模式。前者经验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调解在先、解决轻微犯罪治理;后者是通过调停人使自愿和解的被害人和犯罪人协商解决赔偿问题,修复社会关系。刑事和解理论的哲学基础在中国是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与“无讼”思想,在英美则是“功利主义”和“刑事诉讼契约理论”。中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体现出国家本位与个人本位、广泛适用与限制适用的差异,但都主张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冲突。刑事和解制度应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发挥更大效用。

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化路径——以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入驻社会治理中心为契机的展开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入驻社会治理中心后,成为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阵地。针对入驻之后的12309中心面临的功能定位不清晰、法律监督质效待提升、资源整合不到位、运行机制欠完善、信息充分共享与有效利用须加强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内涵挖掘与外延扩展。为此,入驻后的12309中心应当适应角色,整合资源,围绕助推社会治理,以数字赋能不断丰富法律监督履职内涵、强化履职手段,并通过矛调事项案件化办理、检调对接、公开听证、司法救助、检察建议等法治化方式和手段的运用,使检察履职始终保持在法治化的轨道之上。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如何有效地 将“枫桥经验”应用在基层治理中,特别是在社会组织参与的环境下,成为了当前研究的焦点。本文首先概述了“枫桥经验”的起源、主要内容和特点,然后探讨了新时代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与挑战。通过对不同地区和类型的案例分析,文章揭示了“枫桥经验”如何被社会组织应用于基层治理中,以及其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发现了新时代下“枫桥经验”的某些局限性和挑战。最后文章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期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治理,发挥“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城市基层纠纷治理共同体构建——以上海市D区为例

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耦合性,以上海市D区为案例研究对象,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纠纷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路径与内在逻辑。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中,D区通过以党建引领、三所联动厘清权责边界;以群众路线、人民本位构建共治网络;以法治为基、多元融合强化行动能力;以技术赋能、情景适配提升治理效能的行动策略,回应了城市基层纠纷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多重面向,初步形成了以平台化、法治化为特点的治理共同体。其中,党建引领的组织统合机制为利益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制度保障;人民本位的价值激活机制为价值共同体生成夯实了内在基础;调解优先的功能整合机制为行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支撑条件;目标驱动的效能提升机制为实践共同体运作锚定了目标方向。为此,应以组织、价值、功能、目标等维度的耦合调适,有效回应不同情境下的纠纷治理需求,生成更具适应性的治理共同体。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路径重构

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司法功能的有限性需要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人民法院是推动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司法审判能够输出裁判规则与个案正义,但有限的司法资源不仅制约矛盾化解效果,也无法完全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枫桥经验”是实现善治的方法论和实践论,对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人民法院要坚持依法履职,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综合治理格局,实现审判职能向社会前端治理延伸。通过构建诉讼与非诉讼有机衔接的递进式多元纠纷解决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完善有理有据的胜诉机制,注重适法统一与情理法相结合,实现矛盾的实质性解决。积极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形成辐射辖区的司法服务平台,推动矛盾化解体系智能化转型,实现数据融合共享。

新时代“枫桥经验”助力基层法治化治理的路径探索

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建设,不仅关乎基层政府的利益,同时也与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息息相关。当前在我国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发展中,面临的情况复杂且类型繁多,法治化治理实践中尚有未能“去行政化”且自治能力低、法治化治理缺乏制度保障等痛难点。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三治模式下,文章相应提出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模式、健全法治治理制度保障及下沉执法力量促进良法善治的法治化建设路径,加快基层法治化治理的进程,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助力。

船舶党建工作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必要性分析——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为例

新时代航运事业面临机遇与挑战,船舶工作是航运事业的基础,船舶党建工作是做好船舶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强化船舶党建这一“红色引擎”,是摆在航运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文章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为例,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与实践做法应用于船舶党建工作,提升船舶党组织能力,推进船舶党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习惯法的复兴——从“枫桥经验”到“自由人的联合”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治理的有效机制和方法,“枫桥经验”不仅擘画了未来我国基层治理的新图景,也预示着习惯法的复兴。习惯法是法律的最初形态,在制定法的强势推进下一度衰落,伴随而来的是威权法律观的兴起,威权法律观使法律异化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我国也出现了习惯法的衰落现象,制定法治理的确立也衍生了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下的习惯法复兴,为治理困局提供了新的破解之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呼唤习惯法,民众参与习惯法的制定与完善,进而推动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功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理念,与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人的联合”理论一致,契合了人类历史发展方向。

某三甲医院新时代“枫桥式”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与实践

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丰富历久弥新,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的创新和发展,为实现“良政善治”目标提供了成功样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以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贯穿医院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主轴主线,聚焦源头治理,坚持矛盾纠纷前端预防、中端调解、末端回访,着力完善“一站式处理、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将医疗矛盾和纠纷化解在萌芽阶段。

守正与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变革

新时代“枫桥经验”根植于基层社会,是人民群众解决社会矛盾、实现自我管理的创造性智慧结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升华,着眼于法治建设本土资源与现代制度文明的内在统一,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呈现顽强的生命力和不竭的创造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充满机遇与挑战,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被动态理解为综合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政府推动与群众自治三者统一,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特殊的社会环境对法律规则的影响,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培育自上而下的民主自治传统与土壤,通过以社会治理为问题导向的法治创新和以法治为目标导向的社会治理创新引领基层社会法治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现代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