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菲尔墨格语法谈藏语格范畴

Fillmore格语法是美国语言学家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Fillmore认为Chomsky提出来的深层结构的语法关系实际上属于表层结构的主谓概念,而“格”才是真正深层结构中的语法关系。格是普遍存在于所有语言中的“格功能”或“格关系”。通过研究发现,藏语传统语法中所提到的格结构体与Fillmore格语法理论中的格之间有着极其相似之处,比如,Fillmore提出的施事格、与格、方位格对应藏语传统格语法的作格、业格与依格。格语法的中心是动词,每个动词都可支配一定的格。藏语传统文法,亦是如此,把格助词作为虚词中的一个特殊成分,用格助词来表达名词或名词性成分与动词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句子的重要成分。但从计算语言学来说,藏语语法存在着重义轻形的问题,即缺乏对句子结构的分析方法。因此,通过比较研究方法阐述Fillmore格语法与藏语传统语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句法语义一体化。用此来揭示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跟施事、受事等语义成分之间的连接规则,证实了句法语义一体化才能使藏语语法和英汉语法一样变得结构化及系统化。相对于标准语法而言,格语法研究方法更适合去描述藏语语言的特点,故将该研究方法应用到藏语言的教学和研究中,这对藏语语法研究和藏语自然语言处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格栅-槽钢”联合支护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西部高原地区以其强风化、常冻融的地质条件给矿山施工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矿山开挖后,初期支护显得尤为关键。为了顺利实现“小切口、快进硐、强支护”和方便现场施工,对传统的钢格栅和钢支撑支护技术进行了优化,提出了“格栅-槽钢”新型联合支护技术,将格栅的柔性和槽钢的刚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与模筑混凝土形成联合支护体;采用三维数值模拟对“格栅-槽钢”联合支护的安全稳定性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结合现场施工监测,进一步验证了“格栅-槽钢”新型联合支护技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近代“格致学”的传播与辨义

"格致学"即"格物穷理之学"。19世纪中后期,"格致学"在内外交困的中国重新焕发光彩,成为中西学术连接的桥梁。此一时期,"格致学"的意义复杂多歧,其语义因时、因地、因人都有不同表达,在西学的引进者与中国的解读者之间亦存在差距。这种解读的"落差"与知识来源地的学术发展状况有关,也与知识新的落脚点的接受环境有密切关系。

“格义”之法与中国比较文学——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范式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其教义、教理等很难为中国人所理解;但是,佛教的"空"跟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无"等概念形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共鸣;于是,早期佛教的传习者,特别是魏晋时期的佛教传习者,便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跟佛教思想相近的概念来解释佛教的"事数",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概念跟佛教的"事数"进行一一比配,于是便有了"格义"之法。"格义"在佛教传播中土初期起到了文化上的"摆渡"作用,为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某种"方便法门"。虽然后来佛教的传习不再需要借助于"格义"之法,但这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方法,仍然为后来的文人和学者使用;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便借助于中国经籍中的"天"向中国人解释"上帝"的观念。同时,"格义"一法作为古代中国融通中外文化的一个先例,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较早的源头之一,并对当今的中外文学、文化的交往和沟通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格义”方法看印度佛学与中国哲学的早期结合

佛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格义”是两者初期结合时使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两汉时期佛教初传时就开始运用，而不是一般学术界认为的始于两晋。随着佛学思想的大量传入和中国学者对其了解的不断加深，格义的方法也有了层次上的深入，由简单的以中国哲学概念比附佛理到仍带玄学化色彩的“六家七宗”对佛学真义的争鸣，再到更接近于佛学原意的以中观论为代表的著说，使佛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和交互影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随着格义方法历史使命的完成，中国佛教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静心·格己·古雅:《溪山琴况》中的乐境创构观--兼论与明代江南审美文化的关系

徐上瀛的《溪山琴况》从江南审美文化中萌生与形成,呈现出独特的美感经验与批评旨趣。从主体的角度来看,《溪山琴况》延续江南审美强化自然生机对蒙养人格精神的重要性,也突出强调以自然之音安顿心灵,创构鸢飞鱼跃的乐境。从技艺角度来看,明代江南审美普遍注重“格物”与“格己”,精致和严谨的审美意识,推动《溪山琴况》专注雕琢与研习技艺,并明确审美感知贯穿于研习和演奏的整个路径。最后,从批评角度来看,江南审美文化与《溪山琴况》都以古为雅延续文脉,以期打破奢靡、虚弱的社会风气,创造独属明人的审美意境。可以说,《溪山琴况》将江南审美文化的独特性融入乐论,以古琴之音营造出空灵、古雅和闲适的江南审美旨趣。

从“格义”到“得意”──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交融的主线

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般若学“格义”方法的具体内容和由“格义”到“得意”的转变过程，以及玄学“言意之辩”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辨析，来揭示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与玄学相互交融的基本方面，以勾勒出二者交融的大致线索。

基于精细化理念的高校思政工作方法新探——从“严格要求”说起

长期以来,严格要求是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基本方法,但是严格要求不是简单粗暴,要实现良好的思政教育效果就要做到严而有"格"、严而有"度"、严而有"方"、严而有"理"、严而有"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把严格要求学生与关心爱护学生统一在一个"爱"字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格”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格”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格”最早在北宋中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至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格”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从创作主体人品才性学力角度探讨词格,从诗词体制上立论格调之别,对词格审美特征与要求予以论说,并对词格创造予以考察。上述两个维面,将“格”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充分展现了出来。

《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

杨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述体例，虽说是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

重识“格义”

"格义"是佛经初入中土之时的传译法,其范围涵盖了讲经、释经、译经、注经及不同学派之间的互释。"格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认知特点,更有其必然性和正负效应,因此有必要从这些方面去重识"格义"。如此阐释无疑有助于我们正确了解它在建构翻译学科理论体系中的作用,认识它对于今日中国文化走出去所产生的启示作用。

论西方对龙的“不充分格义”及应对策略

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龙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由此引发了交流中的误读,西方媒体对龙的误读尤为普遍。误读不可避免,但若不对误读做深入客观的分析,不仅不利于沟通交流,更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龙能否翻译为"dragon"和这一翻译背后蕴含着什么,曾引来国人的争辩。本文以哲学中的"格义"和比较的方法,指出这一论争形成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格萨尔》与民间艺术关系研究述评

英雄史诗《格萨尔》在其长期、广泛的流传过程中,被民间说唱艺人恰如其分地吸收、借鉴并运用了各相关民族民间艺术中的音乐、舞蹈、民歌、曲艺、美术(绘、绣、雕、塑等)、戏剧等体裁的艺术形式,形成了熔多重艺术形式之精华于一炉的综合性艺术特点。各民族研究者们对于史诗与民间艺术关系的研究,拓展了“格学”研究领域,它也是我国“格学”研究已走向博深的标志之一。

教学风格形成的必经之“格”

优秀教师的优秀之处主要在于他具有高超的教学艺术和独特的教学风格。教学风格是教师的个性特征在课堂教学中的全面反映，是教师在教学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一般而言，一名普通教师要成长为具有独特教学风格的优秀教师，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论王世贞书法理论中的“格”

王世贞在品评书法时,十分关注作品对形式法则的遵守,对作品中"格"的重视是王世贞所提倡的形式法则的主要组成部分。王世贞所说的"格"是一种要求人们依从的规范,其具体要求是要近于"古雅"。在提倡"格"的同时,王世贞又力图突出"才"来避免格套,要求正视作者的才赋,并对如何摆正"格"与"才"之关系作出了论述。

江西防御5号台风“格美”分析与反思

通过5号台风“格美”对江西境内产生的灾情分析,总结了江西防御台风工作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了今后防御台风的措施与对策.

清代文论对“格”范畴的阐说

清代文论对“格”范畴的阐说,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诗论中对“格”的阐说;二是词论中对“格”的阐说。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格”作为文学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格”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对格调之论的反思与消解。清代文论对“格”范畴的阐说,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握“格”审美范畴提供了平台。

论诗格之“格”及其理论意义

长久以来,诗格著述被视作指导初学者的教科书和科场应试的指南,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并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始终未得以充分认识。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诗格之"格"的理解停留于法式标准层上,即便有学者提出技艺和审美力量层面的含义,也语焉不详。诗格之"格",一是近体格式体制的法式、标准;二是诗的内在艺术品质,即选词取象、章句构拟、用事描写等艺术手段;三是诗之气势、意境和风格等总体艺术风貌。三层内含层递融通。既是一个由点到面到体的逻辑建构,也是形式格法与意义、审美的互文共建。全面细致梳理诗格之"格"的内涵,有利于把握诗格理论术语的内在体系,有利于深刻理解和梳理诗格理论的内在机制,有利于重新考量其在文论史和诗论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