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的“格调说”及其影响

有唐诗这一高峰横亘在前，宋人在诗歌创作上已面临不小压力，在另辟途径的过程中，以理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法导致离诗趣越来越远，创作日益陷入困境，开始向前代优秀的创作学习。明代文人在思想上先是惧祸于“文字狱”，后受八股科举的桎梏以及商业的侵蚀，

“格调说”与弘治时期前七子个体意识的觉醒

左东岭先生《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指出,弘治时期形成的中兴的政治理想与进取的人生态度,影响了前七子的理论与创作。因此，本文便以此为出发点，着重对“格调说”的理论内涵及其与前七子个体意识觉醒的关系作出具体的探讨，以期达到使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研究目的。

潘天寿的笔墨实践与“格调说”

潘天寿的绘画和画论有两大贡献，一是笔墨结构，二是格调说。从笔墨方面看，潘天寿对于绘画创作和绘画教育所作的贡献，是他创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笔墨结构，即绘画形式语言的风格性体系。

沈德潜与“格调”说辨析

尽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沈德潜诗歌思想常常被不言而喻地定位为"格调"说,但从其对自己诗歌思想的描述,对"格"、"调",以及"格调"等概念的使用,对诗歌"复古""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所谓其言有物也",而非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强调,以及对明诗的价值判断等方面看,沈德潜与"格调"说实有巨大差异。沈德潜对明诗,对明代的"格调",所持乃反思态度,而非一脉相承。

中西“格调”之比较——兼谈中国当代“小资”与“新中产阶级”格调化

"格调说"是中西文论中重要的理论资源。中国文人本身就是格调生活的实践者。格调理论成为学术派别是在明清的诗文领域。在西方,布鲁梅尔的时尚生活方式首开格调生活传统。西美尔、凡勃伦、布尔迪厄、保罗.福塞尔分别从区隔作用、"歧视性对比"、阶级等级符号等方面把社会、个人与格调联系起来。在中国当代,"格调"是新中产阶级所属词,是这个新崛起阶层的精神文化诉求。坚持中国格调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发展的品牌战略。

清乾嘉间三大诗说并论

清代乾嘉年间,诗学十分发达,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与翁方纲的肌理说三足鼎立。沈德潜的"格调说"实质就是温柔敦厚的风雅说的外现,强调诗歌应"理性情""、善伦物",同时"亦须论法"。袁枚的"性灵说"也讲"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恰恰是与"人伦"相对的童心、个人、自然、生命,是生命与情感的感动与兴会,尤其是灵机的一动,尽管从根本上说这些与孔门诗学并不相违。针对格调、性灵等说,翁方纲提出了大不相同的"肌理说",主张诗歌应该义理、肌理、文理三者皆备。其中,"义理"是其最深层,"肌理"是中间层,"文理"是表层,三者地位不同,其实则一。三家诗说既相区别,又有相通之处,它们既是乾嘉时代精神的不同反映,又一道反映了乾嘉文化的博大繁荣。

金岸曙的“格调诗形论”与中西诗论之关联

在朝鲜近现代早期诗歌发展史中,金岸曙的诗与诗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故金岸曙对朝鲜近现代诗歌发展的贡献值得关注。"格调诗形论"是金岸曙在探索朝鲜现代诗歌形式时提出的"转折性"论述。金岸曙结合法国象征主义和中国"格调说"理论,阐述朝鲜的"新诗形式"。其中,与已接受10年之久的象征主义理论相比,将中国"格调说"延用至朝鲜诗歌并不具备多少可行性,可以说这是金岸曙的一次文化误读,但这误读本身也是词的"延异",因此金岸曙的"格调诗形论"是朝鲜现代诗歌形式的有益探索。

方以智“中边言诗说”论

晚明方以智提出“中边言诗说”,当为明代“格调说”诗学理论的总结。方以智认为“中”与“边”包含诗歌创作艺术构成的三个层面,且“中”与“边”辩证依存。方氏从佛典中拈出“中边”一词作为其理论阐述的范畴。“中边言诗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值得重视。

沈德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沈德潜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之一。本文从文学发展史和文艺理论演变史的角度,在纵向概述沈德潜生前及后人研究沈德潜情况的基础上,对学界普遍关注的沈德潜的诗学体系、“格调”说与“温柔敦厚”说、沈德潜诗歌创作及其在唐诗学上的贡献等情况作了细致的学术梳理和评述。作者同时指出,目前人们对沈德潜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指出今后研究的重点所在,并且对研究的方法作出自己的思考。

浅论王士祯与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之异同——以两人的诗歌选本《古诗选》和《古诗源》为例

王士祯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是清代两个很有影响的诗学主张,实际上两人都是在讲"神韵",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的诗学思想必然会在他们的诗歌选本中体现出来,本文以两位的古诗选本《古诗选》和《古诗源》为例,通过其中所选诗歌的不同来更形象地认识他们思想的不同,以及浅析两种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沈德潜与乾嘉词坛

沈德潜是清代中期的诗论大家,其"格调"说曾引起词学家的注意。论文对沈德潜的词学观及词体创作进行辨析,梳理其与乾嘉词坛的关系,并以王昶词论为例探讨了沈德潜诗论在词学史上的影响。

论《随园诗话》与清代主潮诗学

袁枚论诗标举"性灵",注重抒写个性情感,强调独创,反对传统教条,他的诗话著作《随园诗话》以"性灵"为论诗内核,对诗分唐宋、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清代主潮诗学均进行了批评,主张诗歌抒写"性灵",诗歌形式应不拘一格,"兼综条贯",为"诗写性情"服务。袁枚的这些诗学思想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走出唐宋诗窠臼、走出复古摹拟做出了努力,也为中国古典诗歌向近代转型指明了方向。

沈德潜的“诗教”观及其与美育的关系

沈德潜的"诗教"观与其美育思想是相互助益的。"诗教"的实施是为实现诗的美育价值,而美育的效果亦为"诗教"的实践提供思想和创作的动力。通过选诗评诗,倡导"尊唐"和"格调"说,沈德潜把美育理念融入具体的作品之中,以诗人为榜样,以诗作为典范,为实现"诗教"在个人内在涵养及其社会政治关怀方面的美育功能提供了内外兼备的策略和路径。

当代书法审美格调浅谈

书法艺术，不仅仅是写字艺术，书法艺术品的品位高低不仅仅取决于章法、字法、笔法、墨法乃至文化、意境等因素，更在于书法艺术品所体现出的精神气质——格调。“格调说”最早是论诗主张，此处借之，以论书境界之高低。

细节背后的文学史观——沈德潜三篇佚文的前后因缘之考察

清代文献资料极其丰富,围绕着清代任何一个作家,只要认真地进行爬梳、整理,总能发现不少佚作。这些佚作的意义、价值何在,是否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某个作家的认识以及对某个流派的研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着眼于清代"格调说"盟主沈德潜的三篇佚文,抛开其静态的文献意义,将文章的写作与佚失视为动态的文学事件,深入其内部,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讨论沈氏何以会写这几篇文章,又何以将之排除在全集之外。回答这些问题,目的是体察细节背后的文学史观。

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与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述

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问世以后,在国内学界引起关注。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述者皆阅读过原书或译本,故后者对其批评史著作有着不小的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大的方面:编年体结合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综合编纂体例、文学批评结合创作的研究方法、'文学自觉'说以及'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最后一点主要集中在郭绍虞个人,其不仅作二长文《神韵与格调》《性灵说》,叙述格调、神韵、性灵三说之历史演进,辨析其相互关系,而且以此构建下册批评史明清诗论之核心。同时,郭氏对铃木之说也有不少商榷、驳议之处。厘清这些问题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