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叙述者的功能与形态:“框架”与“人格化”

叙述的生成和传达是叙述者独有的底线功能。在叙述生成时,各要素的选择与组合依据的是已有的文化程式、规定和媒介属性。这些程式、规定和媒介构成叙述文本的框架,叙述者也随之形成。此阶段的叙述者为“框架叙述者”。在传达叙述时,传达意向使叙述者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人格化,人格化因此也作为叙述者在叙述文本中显身的方式,此阶段的叙述者为“人格化叙述者”。“框架—人格”叙述者观全面把握了叙述者的功能和形态。受述者作为叙述者传达的对象而存在。依据叙述者人格化程度可以得出叙述者向受述者传达叙述的两种基本方式。

重奏曲演示叙述及其“人格—框架叙述者”探微

音乐在符号叙述学中属于演示叙述体裁,即被听者解释出“现在时间与意义向度”的“表演型叙述文本”。重奏曲演示叙述的四重主体在叙述内外交流中构建起“框架叙述者”,具有“发送—接收”的指令功能导向,显示出叙述者的普遍形态;重奏曲体裁中的“会话”原则参与塑造乐谱文本中丰富多变的“器乐人格”,显示出叙述者的特殊形态。不同作品的叙述者可在“人格—框架二象”中发生平衡位移,呈现出迥异的形态。本文以贝多芬《f小调第11号弦乐四重奏》(“严肃”,op.95,1810)和梅西安《时间终结四重奏》(1940—1941)的演示片段为例,从“文本构筑”“接受构筑”和“体裁构筑”三方面对其“人格—框架叙述者”的平衡位移状态作出诠释。

全媒体传播视域下国家媒体时政报道中的人格化传播框架——以央视新闻《大国外交最前线》为例

运用框架理论对央视新闻《大国外交最前线》展开内容分析,获取《大国外交最前线》中新闻主播的口语表达框架模式,并与《新闻联播》相关外交报道进行比较,尝试总结出全媒体传播视域下国家媒体时政报道中的人格化传播框架。研究发现《大国外交最前线》较多地使用情境化框架和人情味框架进行人格化传播,新媒体时政报道更多注重对于新闻现场细节的挖掘,增强新闻报道的记录性和现场感,这为全媒体时代下主持人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帮助。

作为框架的叙述者和受述者——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叙述的本质

确定叙述者的形态和隐含作者的形态,是讨论不可靠叙述的基础问题。不可靠叙述问题论争的根源,是将叙述者和隐含作者都视为人格。以赵毅衡"框架-人格二象"论的基础上,可以从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者和第二人称叙述的受述者形态入手,论证不论哪种人称叙述,叙述者和受述者都是框架而不是人格,虽然构成框架的人格组分可能出来声称自己是叙述者。框架中有关叙述功能的部分,就是叙述者和受述者,有关人格的部分,就是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是一体两面,受述者与隐含读者也是一体两面,都是对框架的抽象。第一人称叙述是使用一个人物作为观察者,并伪装成人格叙述者的叙述。第二人称叙述是使用一个人物作为观察者,并伪装成人格受述者的叙述。

论戏剧演出中叙述者人格的显身

戏剧演出的叙述者具有“框架—人格”二象性质,框架性是其叙述者的普遍形态,人格叙述者是特殊形态。但由于戏剧演出体裁的特殊性质,演出中的叙述者常以其人格化形态显身。论文研究戏剧演出的叙述者人格,主要对隐身叙述者显身的三种常见方式,即通过直接评论与拒绝评论显身、借助次叙述者与剧中人物身份转换显身、利用内容与方式上的多维“展示”呈现其人格化特征,进行具体分析,考察其显身形态与戏剧演出之关联。

人格特征对不同类型框架下决策的影响

以159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三种框架下,人格因素对框架效应下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决策框架中,敢为者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选项,忧虑者倾向于选择低风险选项;女生更容易出现框架效应。目标框架下,忧虑越高,越易出现框架效应。在归因框架中,支配性越强,越倾向于做"健康"判断;敢为性越强者,越倾向于做出"安全"判断;敏感、忧虑、内向者,倾向于做悲观判断。自律性越高者框架效应越小;男生更容易出现框架效应。

正负信息框架下人格特征对决策的影响作用

目的:探讨正负信息呈现方式对中国军校大学生决策行为及人格特征的影响作用.方法:采用自编决策问题问卷和大五人格量表中国修订版,以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某军校大学生220人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剔除无效问卷后,正面框架组(n=110),负面框架组(n=104),对两组间被试的方案选择进行χ2检验,方案选择与人格特征的关系进行t检验.结果:①接受正面框架实验情景的被试,保守和冒险方案选择人数比例相当,分别为45.45%和54.55%;负面框架组的被试,只有16.35%选择保守方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②正面框架下,外向性维度得分高的被试个体倾向于冒险,愉悦性维度得分高的被试个体倾向于保守;但在负面框架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负面框架下被试个体更倾向于冒险;外向性和愉悦人格特征与决策行为有关.

任务框架及利他人格对社会折扣的影响

与自我存在一定社会距离的他人获得收益或遭受损失都会给自我带来一定的效用,这种效用随着与他人间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该现象被称为社会折扣。本研究采用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探索并比较了"为他人得益而放弃自我得益"(NG-G)、"为他人不失而放弃自我得益"(NG-NL)、"为他人得益而承担自我损失"(L-G)以及"为他人不失而承担自我损失"(L-NL)4种任务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结果发现:(1)4种框架下,指数模型均比双曲模型更好地描绘了被试的社会折扣规律;(2)任务框架影响社会折扣程度,"为他人不失"框架下(含NG-NL、L-NL)的折扣程度比"为他人得益"框架下(含NG-G、L-G)低;(3)任务框架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影响社会折扣程度。随着社会距离增加,NG-G与NG-NL框架下折扣程度的差异逐渐变小,L-G与L-NL框架下折扣程度的差异也逐渐变小;(4)社会距离与利他人格的交互作用显著,高低利他人格者的社会折扣程度只在社会距离较远时存在显著差异。上述结果表明,个体不仅存在自我损失规避倾向,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他人损失规避倾向。

框架效应下人格特征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决策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

探讨正负信息呈现方式对高校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运动决策行为及人格特征的影响作用。研究方法:采用自编运动员决策问题问卷和大五人格量表(中国修订版),以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高水平运动员260人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正面框架组(n=126),负面框架组(n=123),对两组间被试的方案选择进行X2检验,方案选择与人格特征的关系进行t检验。结果:接受正面框架实验情景的被试,保守和冒险方案选择人数比例相当,分别为42.86%和57.14%;负面框架组的被试,只有17.07%选择保守方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正面框架下,外向性维度得分高的被试个体倾向于冒险,愉悦性维度得分高的被试个体倾向于保守;但在负面框架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负面框架下被试个体更倾向于冒险;外向性和愉悦人格特征与运动决策行为有关。

不同信息框架下军校学员特质焦虑及人格特征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目的探讨不同信息框架下军校学员特质焦虑及人格特征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方法采用自编的风险决策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和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对某军校403名学员进行团体心理测评,分析不同信息框架下风险决策的差异。结果 1正性信息框架下32.18%的被试倾向于保守,67.82%的被试倾向于冒险;负性信息框架下20.63%的被试倾向于保守,79.37%的被试倾向于冒险,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在负性信息框架下80.71%的被试倾向冒险,而在正性信息框架下仅有67.55%的被试倾向冒险,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两组之间决策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2正性信息框架下,高神经质的被试24.19%倾向于保守方案,75.81%倾向于冒险;低神经质的被试有46.00%倾向于保守,54.00%的被试倾向于冒险,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负性信息框架下,两组间比较,决策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无论正性还是负性信息框架,内外向人格的风险决策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负面框架下军校学员个体更倾向于冒险决策,正性信息框架下高神经质人群倾向于冒险决策。

人格特征对各年龄个体不同类型框架下决策的影响

以20名青少年及45名中老年为被试,考察在目标和风险框架下,为自己和亲朋做决策时,人格特征与框架下决策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目标框架下,青少年为自己做决策时,宜人性、外倾性较强者更易做出检查身体的决定,开放性较强者更少决定检查身体;尽责性、神经质较强者越易出现决策偏差。风险选择框架下,青少年为亲朋做决策时,宜人性、开放性越强者越易出现框架效应。中老年群体中,人格特质对框架下决策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

生态移民儿童的框架效应及人格特征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目的：探讨生态移民儿童的框架效应及其人格特征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2014年11月对宁夏生态移民地区月牙湖乡回民二中与贺兰县欣荣小学的738名10～15岁儿童分别进行问卷调查,被试者要求分别在正面和负面信息框架下做出选择并完成艾森克人格问卷。结果：正面信息框架下生态移民儿童选择回避和寻求风险百分比为58.54%和41.46%,负面信息框架下生态移民儿童选择回避和寻求风险百分比为38.35%和61.6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0.224,P〈0.01）。生态移民儿童的男生和女生在面临风险时的决策均表现出框架效应,在正面或负面信息框架下选择回避风险的概率在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正面和负面信息框架下,精神质与外倾性典型高分组和典型低分组的风险倾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神经质典型高分组和典型低分组的风险倾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7.735,5.098;P〈0.05）。结论：生态移民儿童风险决策的框架效应显著,神经质人格的移民儿童更倾向于风险寻求。

脑梗死患者的框架效应及其人格类型特征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目的比较脑梗死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及美国被试的风险决策差异;研究脑梗死患者的人格类型特征对其风险决策的影响。方法改编经典"亚洲疾病"实验,分别以正/负框架进行描述。270名脑梗死患者及180名健康对照组分别被随机分为两组完成风险决策,脑梗死患者同时完成MBTI量表。结果在正面框架下,三组的风险倾向有统计学差异(χ2=45.47,P<0.01);在负面框架下,三组均表现为明显的风险寻求(χ2=0.442.47,P>0.05)。脑梗死患者在内向、感觉、情感、感知4个人格维度框架效应显著;在外向、直觉、思维、判断4个维度上被试的判断受框架影响较小。结论风险决策存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国被试倾向于风险寻求;被试的决策行为还会受到个体性格特征的巨大影响,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

人格对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

文中在风险决策的基础上,引入人格变量,在不同的风险决策情境下探讨人格因素对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决策情境对框架效应是否出现影响显著;人格中的外倾内倾,感觉直觉,和思考情感维度容易产生框架效应,但框架效应能否产生还与决策情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负信息框架下护士风险决策与人格特征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正负信息框架下护士风险决策与人格特征的关系。方法采用风险决策问卷和大五人格量表调查了450名注册护士。结果正面框架下护士选择冒险方案的人数占61.4%,负面框架下护士选择冒险方案的人数占68.3%(χ2=4.425,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大五人格因素对风险决策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具体而言,正面框架下,愉悦性人格与风险决策有关(χ2=0.202,P<0.05);负面框架下,外倾性人格与风险决策有关(χ2=0.082,P<0.05)。结论在正面框架和负面框架下,护士都倾向于冒险,外倾性、愉悦性人格与护士风险决策有关。

宣传信息的框架效应、利他人格与机构信任对大学生无偿献血意愿的影响研究

目的 结合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行为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大学生的个人内部特征(利他人格)、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微观环境(机构信任)以及宣传信息(框架效应)对献血意愿的影响,为在高校开展的献血者招募工作提供新视角。方法 通过便利抽样的方式,于2021年6月~2021年12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与泉州市4所大学发放问卷1 225份,呈现一段献血宣传信息并调查受访者献血意愿、利他人格、机构信任及人口统计学特征等项目。结果 共回收1 215份调查问卷,有效率99.18%(1 215/1 225),献血意愿平均分为(76.40±24.31)分(取值范围为0~100);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利他人格越高、机构信任越高,大学生的献血意愿也越高(P均<0.05);并且利他人格与机构信任存在显著交互作用(P<0.05),随着机构信任水平的提高,利他人格与献血意愿的相关下降;在控制了模型中其它变量的作用后,宣传信息对献血意愿具有显著的框架效应(P<0.05),与消极框架相比,积极框架呈现的宣传信息更有助于启动大学生的献血意愿。结论 在大学生献血者招募过程中,对血站及医疗机构正面形象的塑造有助于提升机构信任,进而提高献血意愿;同时在招募过程中有效地运用框架效应助推献血意愿能在一定程度提高献血者招募工作的效率。

人格特质在不同框架下的决策影响

本文主要从人格特质理论角度出发,分析在特征框架和风险决策框架下,选择30名青少年和30名中老年作为被试,在控制额外变量的前提下,进行决策以后,得到的不同的结果。实验数据表明,在青少年组,外倾性人格、宜人性人格、开放性人格更加会对在特征框架下决策分数产生影响,而中老年组中,只有责任心人格和神经质人格会对目标框架决策分数产生影响。

叙述者的广义形态:框架—人格二象

在任何叙述中,必须有叙述者作为叙述信息的源头。至今对叙述者的研究,只是在小说、电影等体裁中分别进行,尚无人做出一般规律的理论总结。确定广义叙述者的一般形态相当困难,是因为叙述各体裁差异极大。本文从叙述者的人格化程度,将所有的叙述分为五类进行讨论,其中叙述者形态各异,从极端人格化叙述者到非人格框架叙述者。其共同特点是:叙述者既是一个人格,又是框架:兼有二象,才使叙述者能完成传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