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马斯·默顿的修道主义革新思想看他对“梵二会议”的回应

梵二会议(1962-1965)开启了当代天主教全新的时代,它影响了天主教生活的方方面面。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1915-1968)恰好完整经历和见证了梵二会议前后的时代巨变。就这位美国著名的修士和作家而言,这个"危"与"机"并存的时期对修道主义的影响在于它破除了修会生活中古老固化的系统,又尝试重新澄清修道主义的意义。本文以默顿60年代关于修道革新的文章为内容,探析其就修道革新议题的洞见,论证默顿在因循守旧、不愿革新的老一辈修士的立场以及迫切拥护革新、冲破桎梏的新生代修士的进路之外,尝试走"返本溯源"的中间道路。通过默顿的思想,我们可以管窥"梵二"大公会议前后天主教界历经的焦虑与动荡。

教宗使节的历史源流及当代形式

教宗使节(Legatus Pontificis)的历史起源,涉及三种不同的形式:教宗派驻大公会议和主教会议之代表,罗马主教派驻特定传教地区的宗座代牧(Vicario Apostolico),以及教宗派驻东罗马帝国宫廷的代表(Apocrisiarius)。早期教宗使节多涉足纯宗教或教会内部事务,而随着16世纪派驻各个世俗国家政权的代表的逐渐出现,之前的教宗代表逐渐向宗座大使(Nunzio Apostolico)过渡。到了20世纪,尤其是"梵二"大公之后,教宗使节的职能所具有的双重维度(教会职能和外交职能)得到了日益清晰和明确的界定。从教会法角度而言,"梵二"大公会议将罗马主教在世界主教团的首席职务放在了主教共融的中心地位,从而为教宗使节在地方教会主教面前的作用和职责确定了新的标准。从外交关系角度而言,圣座对现代组织制度和国家关系的接纳和融入,使得圣座的外交事务也重新涉足国际关系的公共领域,但是,圣座始终强调教宗使节与其他国家外交使节在角色和职能上的基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