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高经济增长阶段的税收政策选择

中国已经进入了次高经济增长阶段

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择2013年之前创建的110家国家高新区,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其2013—2020年的创新效率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益日益凸显、效率提升明显;各区域的DEA效率均值都有所上升,东部地区提升最快,其次是中部地区,而东北和西部地区相对较弱;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可以显著拉动经济增长。据此,本文提出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结合创新需求实施配套政策措施、注重打造人才生态创新系统等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区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思路借鉴。

经济增长格局变动与次高增长阶段的战略应对措施

一我国的经济增长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所谓“经济增长格局”，可以从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特点、产业构成及其变化、就业结构变动与产值（GDP）结构变动及其依存与发展趋势等三个方面来把握。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格局概括为：是通过增长特点、结构变化、就业与产业变动及其依存关系这样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国民经济增长的大框架和大趋势。我是倾向于这样来理解经济增长格局这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廷的。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动,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外贸经济增长及对外贸易结构的特点,以此研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将对外贸易结构体系变动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有机融合,选取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与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相关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采用协整方程评估体系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建议,旨在为我国现阶段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环境污染的特点及福利损失

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经济的快速增长阶段。分别利用1985-2004年时序数据和1998-2004年面板数据考察环境污染随时间和GDP的变化规律,发现环境污染呈现加剧趋势。进一步分析近年来环境污染造成的福利损失,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逐年上升的,并且造成严重的环境不公现象,即环境污染的西迁和"逐步改善的城市环境与逐步恶化的农村生态"城乡环境差异。寻求解决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加强环境治理已刻不容缓。

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

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探讨社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国际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焦点问题。文章采用探讨二者变量关系的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不同发展阶段下6个典型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6个典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是不同的;即使在相同的发展阶段,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不同。

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假说和波动性溢出效应检验

增长性和波动性是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典型特征。如果增长水平与波动程度之间负相关,则降低经济波动程度有助于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如果波动性对于增长水平存在"溢出效应",则适度经济波动将促进经济增长。实证检验表明,增长性与波动性之间的关联依赖于经济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经济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因此应该继续保持积极经济政策的顺周期方向。

增长质量、阶段特征与经济转型的关联度

基于现阶段我国大力提倡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增长模式背景，通过分解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结构，突破以往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研究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的不足，将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思想引入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研究中．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关系图以及能够反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1995—2006年为例，测评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及其分指数，据此判断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状况及增长模式的进程。以期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研究提供一个实证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正步入次高速增长阶段

8月20日,由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联合主办,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新加坡委员会与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协办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1年秋季预测发布会"在新加坡举办。会议公布了中国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共6个季度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及相关政策模拟结果,并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研讨和展望,提出应对建议。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与增长效率提升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呈现连续回落调整态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持续走低,但是并不能简单地判断为周期性调整。由于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和需求结构等长期趋势正在发生逆转,标志着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经济已经进入发展阶段转换时期。为此,必须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增长效益上来,通过在规模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管理效率四个维度持续推动改革,激活市场活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有效经济增长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再判断——从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谈起

本文提出有效经济增长的概念,构建了有效经济增长动态模型,建立了超额人均收入等相关变量的测定方法,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并定位当前大陆有效经济增长阶段。基本结论是:有效经济增长大体分为中低速稳定增长阶段、高速波动增长阶段与停滞或小幅下降阶段三个阶段;其中中低速稳定增长阶段为"起飞前准备阶段",高速波动增长阶段为"新起飞阶段";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处于"起飞前准备阶段",但当前已接近中低速稳定增长阶段与高速波动增长阶段的转折点,即正向"新起飞"阶段跨越。对此我们应充分借鉴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实践逻辑起点上为祖国大陆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新思路。

国家规模、经济增长阶段与需求动力机制结构演变

本文重点考察了国家规模不同的假设条件下,需求动力机制在罗斯托经济增长(成长)的长期阶段的动态演变过程。大国与小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机制在罗斯托的第五个经济增长(成长)阶段会发生变化。小国在第五个经济增长(成长)阶段,经济增长由投资主导驱动逐渐转变为出口需求主导驱动,在第六个阶段,经济增长仍主要由出口需求主导驱动。大国在第五个经济增长(成长)阶段,经济增长由投资主导驱动逐渐转变为国内消费需求主导驱动,在第六个阶段,经济增长主要由国内消费需求主导驱动。

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阶段与增长特征

本文在对经济增长阶段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总体发展趋势 ,进行了实证分析 ,指出在整体上中国农村经济目前已处于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但在贫穷落后地区 ,农村经济还处于资源推动的发展阶段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必然要求经济发展采用多元化的经济增长方式。

新疆发展阶段与经济增长来源研究

党和国家领导人谈新疆发展的基本主题就是把新疆建设成美丽富饶的乐园。文本从历史和国际视角来分析新疆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从经济学视角分析1982年以来新疆的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增长来源,并对2010-2020年期间新疆的经济增长及其发展水平做了趋势性分析。从发展阶段来看,2000-2020年期间是新疆从中度工业化到高度工业化、从初步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下中等收入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是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也是新疆大有希望、大有作为的发展时期。实现科学跨越、后发赶超,要举全国之力帮助新疆发展,举全疆之力建设美好新疆。

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的阶段性关联研究

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的转变,该转变与人力资本积累阶段转变密切相关。各地10多年来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阶段性关联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初等教育)驱动了中国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经济增长,随着中国工业化中级阶段的到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也变为中级和高级人力资本(中高等教育);物质资本、人口红利对中国各阶段经济增长贡献都非常明显;高等教育虽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性影响,但在经济阶段性转变过程中,其贡献并未增强。因而,我国要对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初等文化劳动者的生产率;加快社会保障和城镇化建设,为中等文化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提高经济增长对大学生的需求弹性。

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逻辑、方向与路径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本质在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变革,即生产方式变革。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引领地位的生产方式各不相同,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呈现出动能转换的特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下的经济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表现出新的特点与方向:创新驱动模式更多依靠自主创新;资源要素投入更注重人才、知识和数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注重同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更为需要和迫切。为保证动能转换顺利进行,在实践方面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注重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利用、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以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共同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智力外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研究

本文采用1992-2010年中国的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智力外流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智力外流的经济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内呈现差异化特征。在1992-2000年间为负效应,但教育激励下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显著为正;在2001-2010年间智力回流主导下的生产率提高效应与教育激励效应共同促使有益智力外流的形成。此外,本文就智力外流经济增长效应的阶段性分析,为研究有益智力外流显现过程中的"发展门槛"提供了借鉴意义。

论信贷投放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阶段性差异

信贷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过程来看,信贷对经济增长一直发挥着促进作用,从1978-1984年、1985-1993年、1994-2007年、2008-2016年四个阶段来看,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长期下降的趋势,尤其是第四阶段信贷投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大幅度下降。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下降源于间接融资方式比重的持续下降、信贷资金的单位和产业错配、资金的脱实向虚、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着阶段性约束等因素,要充分发挥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财政政策的系统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让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行业、新兴产业、有活力的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促进信贷资金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

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阶段--对人力资本形成途径的再思考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但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从人力资本的数量角度来研究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质量因素和阶段性特征的深入系统研究。本文认为,正如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特征一样,人力资本积累也存在一定的阶段性,而且这两者之间应当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科技和教育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都起着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扮演着双轮驱动的角色。作为知识创新的科学研究活动与作为知识应用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既是人力资本积累阶段变迁的根本动力,也是人力资本积累阶段更替的主要标志,根据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结构、方式和机制,可以将人力资本积累阶段划分为经验积累阶段、科学兴起阶段、科学发展阶段、科学普及阶段以及超越科学阶段等五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