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前景展望

2009年10月2日和11月3日,爱尔兰和捷克分别顺利通过了《里斯本条约》,至此,《里斯本条约》在欧盟27个成员国全部获得通过。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人们期待着条约生效后欧盟的体制改革能有新突破,推动一体化发展实现新的跨越。由于对政府间主义的强调和对超国家因素的抑制,《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仍将面临体制机制的制约,不能指望《里斯本条约》为推动CFSP的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制约因素探析

欧洲联盟作为高度一体化的经济政治组织,其一体化程度几乎可以与主权国家相媲美.但欧盟政、经一体化并不同步.与欧盟高度发展的经济一体化政策相比,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核心内容,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合作层次.由于存在诸多制约因素,欧盟在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难有突破性进展,这是欧盟深化一体化建设的最大瓶颈.认识这些制约因素对准确界定欧盟国家主权让渡的特点、了解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前景有重要意义.

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由来与发展

通过回顾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三个阶段的演变历程 ,分析推动这一政策发展的原因 ,即避免战争的爆发、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动、欧盟“极化”战略的需要和欧洲现实的压力。

宪政视野下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里斯本条约》为分析对象

从宪政的视角看,欧盟的基础条约以及成员国的国内宪法构成了欧盟的多层宪法体系。欧盟的一体化过程不是欧盟条约发展成国际组织的过程,而是欧盟的宪政化动态发展过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多层宪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盟在外交政策领域行使行政和管理职能的体现。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明确赋予欧盟独立法律人格,统一欧盟对外政策的目标,取消欧盟三大支柱的划分,在机构设置上简化欧盟机构并增强机构间的协调与统一,从而促进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和一致性,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由原来纯粹的政府间主义性质向受法治原则和条约法调整的双重属性过渡。但是,《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改革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彻底,使现存条约体系下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具有重要宪政意义的同时,也成为新一轮宪政改革的重要对象。

欧洲化：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新视角

"欧洲化"成为当前研究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新视角。本文探讨了欧洲化视角的兴起,介绍了欧洲化视角的发展历程以及理论的操作化。作者认为,传统理论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看作是国家或社会行为体影响欧洲层面制度建设的过程,而欧洲化视角则突破了这一局限,转而聚焦于欧洲层面的制度建设对成员国的影响,因此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的一大进步。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及政策产出分析

1993年,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正式生效和欧盟的诞生,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也宣告诞生。该政策包括了广泛的政策目标,而要实现这些政策目标则要辅之以有效的政策工具。2009年《里斯本条约》之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核心政策工具是共同立场和联合行动,2009年之后该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决定。本文统计了2000—2009年该政策产出的共同立场、联合行动和决定的数量和地域分布,还统计了《里斯本条约》后2010—2012年新的综合性的政策工具决定的数量和地区分布。在精确的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策产出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细致、全面地了解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具体实践。

冲突预防与欧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度化

冷战后,冲突预防成为欧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欧盟从两方面推进了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度化:一是通过一系列官方文件逐步深化对冲突预防的政策承诺;二是迅速建立一整套冲突预防机制,全方位地提升自身的安全能力。欧盟在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将共同外交安全政策在制度层面的突破转变为共同行动的能力,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关系探析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是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人员和技术等方面援助的总称。它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也是其对外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既是一种经济政策和行为,同时又是一种外交政策和行为。《马约》把发展援助政策划归在“第一支柱”框架之内,而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第二支柱”。“第一支柱”具有很强的超国家性,而“第二支柱”属政府间合作范畴,不受共同体机制的管辖。表面上看,它们之间是割裂开来的,而在实际运作中,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度创新及其影响

为了适应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更加"外向"的目标与任务,欧盟通过《里斯本条约》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创新。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对外行动署等新的制度安排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原有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产生了较大影响,并最终在欧盟的对外行动中发挥新的作用。新的制度巩固和强化了该政策的政府间主义性质,各职位因代表欧盟整体利益而对成员国的偏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与引导。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运作产生"布鲁塞尔化"的趋势,有望通过各行为体更高频的磨合与互动为一体化寻求新的动力。

里斯本条约下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里斯本条约改变了马约的"三个支柱"结构,引入了一个"里斯本"体制,就此意义而论,里斯本条约堪称欧州一体化进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里斯本条约还通过机构与体制调整,推动了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建设。该条约虽然并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使欧盟的面貌焕然一新,但它的历史作用不容低估。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性质与特点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政治一体化的核心内容 ,从法律性质上说 ,它是成员国政府间的合作 ,具有必然性、发展的不平衡性。

困境与前景:非传统安全视阈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的第二大支柱,是推动欧盟政治一体化的重要保证。长期以来欧盟在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安全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人的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际公共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防范与治理上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面临着利益分歧与权力对峙、主权让渡与理念认同、战略缺失与制度缺陷、实施推阻与外部制约等主客体因素的综合制约,未来的欧盟应该是在以传统安全为基础的前提下,逐步引进非传统安全。

浅析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欧盟决定建立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联盟。但是欧盟各成员国存在利益分歧,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本身存在机制缺陷,欧盟财政和军事能力不足以及美国的制约等,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始终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法律机制探究——以《里斯本条约》为研究背景

《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它赋予欧盟国际法律人格,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入欧盟对外政策中。但其并没有为欧盟一体化画上圆满的句号,反而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新的开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府间"性质仍没有改变,《里斯本条约》的新举措有待于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之历史考察及理论解析

半个世纪以来,欧盟一体化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其政治领域的一体化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关键性政策领域有着其重要的作用。从欧共体外交政策行动到欧洲政治合作,再到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正式确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和法理基础呈现出现鲜明的渐进性特征。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而对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而言,政府间主义更为贴切、合理。

从《里斯本条约》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机制对政策运作效力的影响

《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明确了各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行动目标,并在机制上进行了许多创新,旨在加强欧盟对外行动能力。欧盟在CFSP对外行为能力目标上雄心勃勃,但机制改革后,CFSP在实践上存在机构权限重叠、行动资源和工具匮乏、决策机制效率不高、对成员国约束力有限等问题,使宏大目标与政策效力间"期待—能力的差距"加剧。《里约》反映了政治精英推动宪政机制向超国家发展的同时却客观上强调了政府间主义的现实。而CFSP在政府间主义主导下的"布鲁塞尔化"成为该政策向超国家方向发展的主要形式,说明机制化进程不是产生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压力和动力,推动CFSP向超国家层次发展。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进展、动因与问题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进展和冷战格局下的内外形势共同促成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逐步形成 ,尤其是它 1 993年后在目标、机制、财政安排以及防务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 ,由于国家主权的敏感性所派生的问题、运作机制上的缺陷以及棘手的与美国、北约关系等因素 ,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进一步发展阻力重重。总起来看 ,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然处于初创阶段 ,还需要相当一段时期的发展才能真正成熟。

试析《里斯本条约》框架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布鲁塞尔化”

"布鲁塞尔化"这一概念较好地描述了冷战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相关行为体不断向欧盟总部聚集的现实。建构主义赋予了"布鲁塞尔化"更加宏观的分析视角,诠释了欧盟如何在一种"社会化"的动态进程中逐渐改变主权国家的偏好和行为方式。通过改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基础、组织运作,塑造联盟集体身份,《里斯本条约》推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布鲁塞尔化"趋势不断强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