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与抗战初期武汉歌咏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初期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积极投身全面抗战动员工作 ,在武汉发起组织歌咏救亡运动 ,从事唱歌、教歌、写歌和文化宣传的工作 ,有力地推动了武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推动了中国音乐和歌咏事业的创新 。

从“民族隐喻”到“情感动员”——《黄河大合唱》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路径

在全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时代背景下,《黄河大合唱》充分发挥音乐作品的感召力量,重新发现“黄河”这一民族隐喻,借助音乐符号的象征作用实现了音乐的政治表达。借助政治权威的认可,“保卫黄河”这一短促有力的号召响彻整个中国。同时,《黄河大合唱》对“民族形式”的创造与发明也形塑了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新中国。从文本化经典到历史性经典,文艺制度的运作固然不可或缺,但《黄河大合唱》自身的艺术价值更具“先在”的规定性。《黄河大合唱》跳出了同时期救亡歌曲“质”与“量”不平衡的窠臼,被一代代中国人反复吟唱与歌咏,在彰显民族精神与民族力量的同时也构成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朱子楚辞学研究方法的理学背景发微

朱子一生最后绝笔为《楚辞集注》。正因为感同身受,朱子才能在生命中最后的几年,花极大的心血注解《楚辞》,实则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在极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同时,极力痛斥扬雄之"偷生幸死",将忠义之精神、君臣之大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将朱子心中郁积之情愫表露得一清二楚。正如朱子在序言中的夫子自道,《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