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赋的“歌颂”

对于汉赋的“歌颂”,当代有这样两种意见: 汉赋否定论者说,汉赋“以歌颂为主”,“一味郊庙颂歌赞君美”,“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因此,它是“颂圣之作”,是“为皇权服务的工具”,是“供剥削阶级娱乐”、“填补统治者精神空虚”的“御用文学”、“官方文学”、“贵族文学”、“宫庭文学”,是“反现实主义的,无进步意义可言的”东西,应该把它从我国文学发展长河中作为“

从“讽刺”到“歌颂”——论中国古典喜剧发展的重要转变

中国古典喜剧在总体上迥异于西方喜剧具有的讽刺性特色,歌颂性喜剧(也称肯定性喜剧)成为喜剧艺术的代表。这一点,已为学术界共认,而且,许多学者对中国古典歌颂性喜剧的本质特性、审美价值、形态结构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纠正了以西方戏剧观来套中国古典戏剧因而贬抑中国古典喜剧的错误,还中国古典喜剧应有的艺术评价。 但是,为什么歌颂性喜剧这朵奇葩独独在中国戏曲园地盛开呢?对这一问题,学术界还不曾有深入细致的研究。

论歌颂与暴露

严格说来,将“暴露”与“歌颂”对举,于理是不通的。歌颂,包含着作家的行为和态度,事物不能自己歌颂自己。但暴露,却是事物本身的运动,不劳人的主观力量的客观自在的呈现。作家将事物的被隐蔽着的真相或它的处于朦胧状态的内容加以显豁的行为,叫做“揭露”。揭露才象歌颂一样,是主体施之于客体的行为,带有作家的感情态度。

社会主义文学的歌颂和暴露问题

《河北文学》六月号发表的《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普遍注意。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当前文艺界中仍然存在极左思潮流毒的反映。 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打破了过去的禁区,涌现了大量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作品,暴露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某些阴暗面。对于创作中的这种新气象,有些人却很看不惯,总是窃窃私语,诬之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歌颂与暴露》一文公开指责:“现在有人不是把暴露的矛头对着敌人,对着林彪、‘四人帮’,而是对着社会主义,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对着共产党的领导,对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些作者称之为“暴露派” 《“歌德”与“缺德”》一文则进一步说:“

地火在运行──张中晓与《无梦楼随笔》

１．“无梦楼”中的梦１９５５年，胡风案件发生后，张中晓被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关押，受审期间因旧病复发，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自己的家乡绍兴乡下，与家人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在他的笔记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寒衣当尽”、“早餐阙如”、“写于咯血之后”之类...

推陈而出新声 化古而为今用——从何开四赋文的汉语形象说起

赋作为一种旧文学体裁,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渐渐活跃起来,推陈出新,化古为今。其演进传承的流变特点及意义是值得研究的。何开四先生被称为当今"天下写赋第一人",其赋文作品具有赋体流变的普遍性意义。本文从何开四先生赋文的汉语形象特点出发,发掘出赋文背后的"歌颂性"文本要求,以及赋文具有的"当代性"文史立意。因此,当今赋文不但是现代汉语向古代汉语寻求语言资源的审美必然,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更是盛世强国的时代要求。它是当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学体裁。

论《讲话》与《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之异同

张道藩1942年发表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中简称《文艺政策》)是正面阐扬国民党文艺政策的重要文本,它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简称《讲话》)具有潜在的对话关系,二者关注的问题颇有相似之处,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的对象问题、创作方法与创作态度问题、"歌颂与暴露"问题等等。不过《讲话》将政党对文艺的要求阐释得明晰而系统,从方方面面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指针,而相形之下《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则显得有几分暧昧,不是欲说还休、遮遮掩掩,就是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将这两个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文艺政策方面的得失。

另几种亵渎

另几种亵渎●王彬彬生前生后，鲁迅都既受到许多人的爱戴，敬仰，也受到不少人的敌视和诽谤。鲁迅生前被各种各样的谣言所包围，而关于他的新的谣言，生后并未消歇，即便在辞世６０多年后的今天，仍有新的谣言在产生。这些谣言，让你惊讶于造谣者心理阴暗的同时，也惊讶于...

警察,你是国家形象

警察，你是国家形象■百家言■○高克芬我是警察。警察就该有警察的样儿。工作干得好不好属能力问题，但自尊自重不可少———穿着这身衣裳，我就是“国家”。若穿便衣办私事，我被人打了，别埋怨，不是我欠揍就是小子无能；但我要扮上警察，就不允许你对我不恭，不能叫泱...

对十七年“歌颂性喜剧”的反思

中国当代喜剧精神失落的原因之一,就是喜剧观念的僵化和迷失,而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歌颂性喜剧”被大力提倡。“歌颂性喜剧”在本质上是违背艺术规律和喜剧精神的一个伪命题。被称为“歌颂性喜剧”代表作的喜剧电影《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则内容虚假、思想肤浅、艺术上做作,这样的作品谈不上是喜剧的成功之作,更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喜剧的发展方向。因此,“歌颂性喜剧”是一个需要清理和反思的喜剧创作的误区。

“歌颂与暴露”的风雨历程

文艺的“歌颂与暴露”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论述的重要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围绕这个问题曾展开多次论争,使这一命题经历了曲折的充满时代风雨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近十年来文艺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为我们拨开迷雾,摆脱许多历史偏见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特别是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从新的时代高度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所做出的新的贡献,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一命题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确立了思想指南.

把根留住

有个同行曾在我跟前声称:“写戏,应该当成‘玩彩票’,获奖权作意外中彩,落选也极为坦然……” 我默然。 达观地看待评奖当然无可非议,可问题在于——写戏怎么会成了“玩彩票”?说真的,我写戏实在无法达到这种达观轻松的境界!(尽管我对此“达观轻松”尚有所怀疑,因为不能不想起跑马场博彩者那一双双瞪大了的眼睛。) 写戏,总得有话想说才对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