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错误认识”浅析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体现了专门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司法路线,体现出法律对合法权益的保护精神,但如果对正当防卫存在错误认识,则会导致公民正当防卫的滥用,从而造成新的不法侵害。一、对起因条件的错误认识正当防卫是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行为。

聚众斗殴行为与正当防卫的规范认定

聚众斗殴行为能否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学理分歧明显,在司法实践的规范认定中同样留有诸多争议,由此带来聚众斗殴罪与正当防卫成立的性质差异。聚众斗殴作为事实层面的存在,需要结合正当防卫的规范判断进行对照,以容纳防卫权在私力救济之下的正当性存在空间。聚众斗殴与正当防卫不是互斥关系,聚众斗殴作为对合行为在单方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另一方的防卫权并不因秩序法益的侵害而随之消失。聚焦于聚众斗殴的案发起因是否正当、斗殴发生地点、自招侵害行为、动手先后顺序、事先准备工具等,并不能从形式上带来正当防卫的绝对否定性评判。聚众斗殴中加害行为与防卫行为具有混同性存在,应在法理与情理的充分融合之中进行价值判断,从而在突破传统误区的基础上进行规范认定。

治安案件中的正当防卫认定

正当防卫是公民对不法侵害进行自我救济的法定权利,我国民事和刑事领域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了明确规定,在治安执法领域,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正当防卫的认定问题一直是困扰基层的执法难点。在治安案件中正确认定正当防卫,发挥其及时保障被侵害人合法权益、有效震慑违法人员、伸张社会正义的功效,对于当前治安案件的办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的同一关系

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之关系,是正当防卫教义学中的重要问题。关于此,有区分论和同一论两种见解。区分论难以成立,“立法修订情况不同”“刑法和民法的属性差异”“刑民正当防卫的任务有别”皆非区分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的理由。与此不同,同一论既和法秩序统一原则和正当防卫法理基础相适契,又具有明晰正当防卫图像、便利正当防卫行使的刑事政策效果,是刑民正当防卫关系的妥当解。《刑法》第20条和《民法典》第181条关于防卫限度的不同规定并非反对同一论的理由:“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和“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所确立的防卫限度是相同的,皆为“超过必要限度”,两条款的不同点,即“明显”和“重大”,则是由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差别所致。总之,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是同一关系,两者的法理基础和构成要件皆相同。

论正当防卫之限度条件

2016于欢案,使得正当防卫制度在刑法的实务和理论界产生轩然大波。虽然最终于欢被认定为防卫过当,但部分学者认为应当适当扩张正当防卫之限度条件,让人民群众能够积极地行使防卫权,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打击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2018年的“于海明案”承接“于欢案”,在此案以后,实务上开始涌现出大量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案件。笔者发现正当防卫之限度条件的传统学说似乎仍然未将防卫限度的标准具体化。本文将适用宪法与行政法的理论知识,将比例原则作为检验标准,结合具体的案件进行分析,意图提供一个将理论和实务相结合的折中方案。

互殴类案件中正当防卫的认定误区及其纠偏思路——以295份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准确定性互殴是正当防卫得以正确认定的重要因素,但司法实践中二者的关系未能有效厘清,导致许多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案件被作为互殴案件处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司法机关秉持着唯结果论的导向,重视行为人的退避义务与防卫相当性,甚至过度要求其防卫意图的纯粹性,否认伤害意图与防卫意图可以并存。因此,有必要结合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重构互殴概念及其具体认定规则,将斗殴意图加入新的互殴概念中,并将互殴区分为预期型互殴与即时型互殴两种类型,分别为其确立相应的判断规则。此外,还应坚持以防卫人视角为基本立场,严守由因即果的论证逻辑,实现判决的“情理法”统一。

从于欢案审判思路看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法治演进

2016年4月发生于山东聊城的于欢故意伤害案曾引发了法学理论界、法律实务界等社会各方人士的强烈关注,甚至成为融媒体网络和街头巷尾的民众们所广泛讨论的热点问题。分析该案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的法律适用和审判思路,明确法院判决应当经得起民间大众最基本的法律逻辑推理。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不能只顾机械适用法律条文,而更应结合立法语境与时代因应,使司法审判符合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基准。

正当防卫证明责任承担之实践、机理与中国模式

证明责任的本质功能在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为法官裁判提供制度装置,重要功能在于促使控辩双方积极举证以推进诉讼程序。我国正当防卫条款之所以久唤不醒,正当防卫认定之所以举步维艰,除正当防卫实体要件的厘定外,关键在于正当防卫证明责任承担之厘清。然而,司法实务中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承担存在着随意和混乱的顽疾。分析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正当防卫证明责任承担的历史流变及影响因素,可为厘清我国正当防卫之证明责任承担提供借镜。不过,正当防卫证明责任作为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汇场域,需立基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诉讼模式及控辩力量,确立被告人就正当防卫承担修正的提供证据责任。

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内涵解读及判断路径

我国《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对于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规定明确,但缺乏可操作性。“明显超过”指将不法侵害和防卫行为判处的刑期进行对比,中间跨过一个刑期档次即防卫行为过当;“必要限度”的解读即以必需说为理论基础并对其进行修正解释;而“重大损害”是将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损害与防卫人实际造成的损害进行对比,以《刑法》规定的人体损伤标准为基准,二者对比结果跨越一个大档次即属于造成“重大损害”。对于是否超出防卫限度的判断总体上应坚持从行为→结果的层级式判断方法。

论正当防卫的辅助性:理论基础与规则适用

正当防卫的辅助性所探讨的问题是,警察在场时,公民能否实施正当防卫。关于此,文献中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二元论法理基础、防卫权和警察权之分野等完全否定正当防卫辅助性之见解是难以成立的。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正当防卫这一私人暴力和警察的危险防御这一国家暴力之间的关系。根据国家暴力垄断原则,正当防卫作为私人暴力,旨在填补国家保护的不足。由此,相较于警察的危险防御,私人的正当防卫处于辅助地位,两者间存在严格的顺位关系。正当防卫辅助性的适用规则为:当警察身处现场即“狭义在场”时,若其能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公民无正当防卫权;当警察虽不在现场但可及时赶到即“广义在场”时,公民无通知、等待警察到来的义务,可径直实施正当防卫权。

正当防卫法理基础的个人主义重述

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无需诉诸超个人主义元素,但个人主义既有学说存在难以契合实定法的局限,以个人主义进路阐释正当防卫的困局有赖于方法论的转变。纵向上,援引民法学领域结构分化的利益衡量论,以公民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法治国基础利益经由正当防卫制度利益约束当事人利益;横向上,在主体间性视阈下,秉持理性存在者相互承认的权利观,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在于对公民间法权关系的肯认。据此,触发防卫权的不法侵害以公民间法权关系受损为核心,作为防卫对象的不法侵害人仅以自由意志支配为必要而不以罪责为条件,防卫权存续时段以法权关系受损且具有即时修复可能性为限。上述观点基本可以解释当前的刑法理论并与实定法契合,在我国正当防卫司法实践中是较为妥当的方案。

试析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对保护防卫人的合法利益作出了诸多规范与阐释,对于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激活正当防卫条款亦作出了积极探索。“正当防卫”是普通人对自身的保护与对恶势力的反抗,但其更应该被合理规制,在成为正当的自力救济权的同时又不被滥用。文章尝试梳理新时期正当防卫制度,结合近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案例,继续厘清正当防卫制度的具体适用,明晰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原则,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困境及其纾解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一直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议题。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及其在实际案件中的适用一直面临着种种挑战和争议,这直接关系到防卫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公正。随着社会变迁和法治意识的提升,对正当防卫的理解和适用也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和法律要求。尽管已有研究为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但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对于“不法侵害”的时间界定、防卫意图的理解存在偏差和“唯结果论”的判断倾向等情况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正当防卫的理解和适用标准的不一致,出现司法判断差异化。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正当防卫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紧迫性”判断的类型化建构

不法侵害紧迫性的判断是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关键,然而《刑法》的规定并不明确。我国关于正当防卫紧迫性的主流学说为“事后判断说”,其对防卫人过于苛求且具有片面性,已无法适应司法实践新潮流。应以“防卫人合理确信说”为学说基础,对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紧迫性的判断标准进行类型化处理,以促进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真正实现法理与情理的统一。

互殴类案件中正当防卫与斗殴的界限认定

本文探讨了在互殴类案件中如何界定正当防卫与斗殴之间的界限。文章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适用非常谨慎,且存在将正当防卫制度边缘化的风险。文章分析了因琐事引发的互殴案件类型,将它们分为“相约型互殴”和“突发性互殴”,并讨论了司法实践中认定正当防卫的困难。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分析,揭示了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辩护的低采纳率,并探讨了其原因。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区分正当防卫与斗殴的理论指导和具体标准,包括考虑双方动手的顺序、手段、地点、起因及力量对比等因素。文章提出了对公检法各部门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建议,强调了保障正当防卫制度合理合法适用的重要性。

正当防卫的审查思维: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进路——以相关案例为研究素材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持续不法侵害行为具有边际效用,一系列危害性轻缓的不法侵害行为能够上升为危害性严重的不法侵害行为,由此可以调整防卫行为的强度。在侵害时间难以辨明的情况下,根据“汉德公式”来解决侵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合理分配侵害人与防卫人的法律责任。审查防卫限度是否过当时,要避免适用比例原则而带来的“价格管制”现象,重视防卫必要性的考量。当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时,应该考虑“价格”影响供求关系的问题,适当降低被告人的证明标准,有利于维护被告人自身的合法权益,也符合社会效率原则。

论家庭暴力中正当防卫行为的司法认定

家庭暴力危害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在家庭暴力中适用正当防卫,是刑法保护法益、保障人权立法精神的应然之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社会故意犯罪的特殊性,使得正当防卫在司法认定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从而造成受虐妇女儿童的二次伤害。因此,需要尽快结合具体实践,解决目前家庭暴力中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障碍。具体而言应当适当放缓正当防卫时间条件、合理放宽正当防卫限度条件以及积极完善家庭暴力证据的获取,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借鉴“受虐妇女综合征”理论进行正当防卫行为认定,为家庭暴力正当防卫的适用提供更详尽的法律支撑与保障。

受虐反杀案中正当防卫的认定

家庭暴力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恶劣的行径,在我国仍然频繁发生。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受虐妇女不堪忍受 家庭暴力而杀死丈夫的案件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由于家庭暴力案件的特殊性,造成了举证难、认定难的境况,导致 了她们最终只能采取“以暴制暴”的手段,在忍无可忍之时采取极端手段杀死丈夫来摆脱家庭暴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 中,这类案件因为不符合我国传统的正当防卫理论,大多被判为故意杀人罪,只是在量刑时会酌情减轻。本文认为应该 在考虑受虐妇女综合征的情况下,结合虐待行为的特殊性质,正确认定此类案件中的正当防卫行为。

正当防卫,中国古代有哪些法律规定

我国古代的正当防卫制度不局限于保护个人及家庭的权益,更在法律体系中明确规定了对于他人及公共利益受损时个体所应承担的防卫与救助责任电影《第二十条》的热映,给全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也为公众深入解读了我国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其中的经典台词“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更是深入人心,成为法治教育中的重要宣传语。

刍议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正当防卫制度是我国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刑法》首次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专条规定。1997年《刑法》完善了正当防卫的概念、明确了防卫过当的界限,放宽了防卫限度条件并增设特殊防卫制度。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出台《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至此,该制度经历了逐步完善健全的历程。正当防卫制度引领重塑了正当防卫理念,体现了法律的现实关切,进一步彰显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