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本的“甜蜜宝贝”——对棉棉《糖》的文化分析

世纪之交,棉棉的《糖》引起了理论界的兴趣,不过,对它的过度阐释,则夸大了物欲、冲动、“残酷青春”、“身体性”、“行为性”等在革新意义上的能量效果。《糖》没有离开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框架,它的诸多“故事”,均被作者胡乱拉扯上了类如“是非”、“好坏”的道德判断,它所张扬的透支消费、感官爆炸、不讲控制的纵情享乐,也被仿真的“忏悔”悲情所笼罩。棉棉说教的象征物是“崭新”的,犹似刷新了观念,借助“反抗压抑”的乌托邦幻象,“宝贝”示范了如何靡费、浪荡和浪漫,并用意识形态新梦,图解了金钱在今天是如何让人“心跳”的。以享乐为特征的“新新人类”绝对不是一个有真实生命基础的文化类别,而金钱打制的“宝贝”,也只能是个别的,理论不该用遮蔽现实的虚假泡沫去乱视听之真。一些评论对“身体性”等概念灌入了过多的价值意义,推助了“快感的身体”被克隆、复制,致使尔后的文坛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单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