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毒树之果”理论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刑事案件中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受关注的焦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致力于解决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但是该规则的适用标准存在较大分歧,引入"毒树之果"理论显得迫切且必要。将"毒树之果"理论与"发现事实真相"的实践标尺结合起来,排除第一证据,对第二证据进行认定,无疑更具有实践的可能性。

论“毒树之果”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激活路径

目前我国虽然排除了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证据的采信,但依然未排除由此取得的派生性证据的采信。这既存在着立法方面的疏漏,同时也发生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分析"毒树之果"的概念,挖掘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毒树之果"排除规则的缺陷,对此制定制度上的对策,从而为我国立法实践和司法活动提供有益参考。

“毒树之果”和企业社会责任

“毒树之果”是美国刑事诉讼法上一个原则，意思是非经正常程序取得的证据不能采用，比如，某个人有犯罪嫌疑，但是用刑讯逼供的方式逼他招供，即使取得的证据能够证明他犯罪，也不能采用。理由是，“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子一定是有毒的”，体现了美国法律对程序公正的重视。

“毒树之果”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以美国、以色列和欧洲人权法院的比较法为背景

不同的国家对于派生证据的采纳以及"毒树之果"学说都有不同的态度,以色列最高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均采用狭义上的"毒树之果"学说,尽管这些法院承认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扩展至派生证据,但凡是涉及重罪案件,这两个法院都会运用暧昧的平衡理论——以色列采取"双因果关系"说、欧洲人权法院要权衡非法证据对审判结果产生的影响。美国法中的"毒树之果"规则经过长期演变,也不再坚持绝对排除的观点,是否排除要视"毒树"与"毒果"之间的因果联系而定。一个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应有利于平衡各种司法利益的实现,因此,应将当前流行的三种理论学说予以整合,形成统一的指导性原则,利用综合的理论方法,建立初始证据与派生证据统一连贯的排除理论。理想的派生证据排除模式,应允许有限的自由裁量权,这需要为法院设立一套权衡因素,在每个特定情况下来决定是否排除。但却不应将与犯罪控制相关的因素作为权衡非法证据排除的考量重点,包括指控罪行的严重性、非法所得证据的可靠性以及非法证据对案件审理结果的重要性等。

“毒树之果”不可食

"毒树之果"制度最早出现在美国,在美国的诉讼制度中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规则之一。毒树之果是否是有效证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界趋向否定其证据能力。据此,认为在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对于"毒树之果"应采取摒弃的态度。为此,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了摒弃的理由。

严格法律执行方能铲除“毒树之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明确,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论“毒树之果”在我国的构建

毒树之果制度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诉界不可回避的问题。各国都有各自法系的一套机制,我国暂时还没有成型的规定,可仿照移植国外的相关成熟理论,结合实际情况构建。

浅谈“毒树之果”的合理运用

刑事非法证据“毒树之果”合理运用问题，在法学界争论较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颁行以后，对毒树之果合理运用问题进一步进行理论探讨更显得重要。笔者特谈管见，以求教同仁。

周立波案反转:美国的排除“毒树之果”规则

周立波案的反转，是程序与实体相结合的结果。该案的启示意义在于，对公权力的滥用，必须用程序正义加以制衡，因为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

非自愿性口供的排除规则——从刑讯逼供角度的分析

由于涉及到口供和排除规则这些重要问题,非自愿性口供的排除规则受到了我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现在对该规则本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从刑讯逼供的角度出发,对于排除规则中的几个要素,如“刑讯逼供”的含义、排除模式、“毒树之果”规则、排除后果等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该问题的理解。

剪除刑讯逼供的制度构想

刑讯逼供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妨害司法的公正和真实,严重败坏司法机体的健康。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成为困扰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诉讼法学理论界的一大难题。要剪除丑恶的刑讯逼供,在制度上必须铸造利剑,彻底斩断滋生刑讯逼供的罪恶渊薮。剪除刑讯逼供的制度包括沉默权制度、完整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规范侦查机关讯问行为的制度三大方面。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集中体现了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是人类刑事诉讼规律以及违法取证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折射了一个国家司法民主化、文明化程度。文章从八个方面就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构想。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证据规则 ,其目的在于保障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非法侵犯。本文比较了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英、美两国在“毒树之果”问题上的不同规定 ,分析了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提出应该完善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确立价值衡量模式的非法物证的排除规则 ,暂时保留“毒树之果”的可采性的观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探究

2016年6月15日,哈尔滨"1·2"特大火灾案在哈尔滨市道外区法院二次开庭审理,庭审中涉及多份有争议的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主审法官宣布:"排除非法证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开庭供述为准。"该案之所以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的原因,除了造成5名消防战士牺牲、538户居民受灾的重大后果外,还因涉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文章从中美的历史发展区别寻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共同之处,借助哈尔滨"1·2"特大火灾案分析了非刑讯逼供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在"毒树之果"情形下的司法适用。

简述美、英、欧盟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西方国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诉讼规则,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不能进入审判程序。这些非法证据主要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毒树之果”证据以及“警察圈套”的证据。

冲突矿产监管法律化影响中国企业

在2016年第2期的《WTO经济导刊》上，我写了一篇关于电子信息行业冲突矿产是“毒树之果”的文章。之后，也陆续看到一些专家对冲突矿产的争议，有人认为，大公司武断停止采购冲突矿产本身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很多童工问题并不是出现在黑心企业，

浅议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是现代刑事司法发展的的必然产物。而在我国，这一制度却存在种种先天或后天的不足，仍有待于完善，是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一个大的热点。此文拟对现行的中国的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制度作一小小的评议，再针对“毒果”与“毒树之果”作分别讨论，阐明法官对于各种证据的不同采用原则，并在相关理论中配套制度的设计上提出建议，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它对规范侦查行为、切实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近日,我国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标志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本文以《规定》为基础对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分析,以期促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适用出现了任意扩大"非法"之范围和不当限缩证据排除之效力两种背反规则精神内核的情形。非法证据之"非法"指的是取证程序违法,而不关涉取证主体、证据形式之合法与否;瑕疵证据虽然包含着一定的程序违法要素,但并不属于非法证据的范畴,因此不应适用排除规则。为防范衍生证据承继非法"母体证据"的有罪证明力,我国应当将"毒树之果"纳入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重复自白存在或简或繁的表象,但其本质就是非法供述利用重走程序之便重新"漂白"为合法证据,为确保排除规则不被架空,对其应不加区分地一律排除。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与完善

一、英美法系国家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英文表述为“evidenceillegallyobtained”，指用不合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通常是指取证过程中侵犯了被告人合法权益而取得的证据。在美国，“非法证据”仅指国家机构的侦查人员取证的手段非法，美国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初，包括“毒树之果”在内的凡是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非法方式调查收集的证据均予以排除，但随着犯罪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