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观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各国国情不同,选择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发展道路不可能完全相同。树立正确和科学的民主观,是发展民主的首要问题。21世纪以来,被包装为“普世价值”的西式民主在全球遭遇严重挫折,引发了当今世界的“民主之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自己的民主观,有力回应了当今世界的“民主之问”。中国共产党民主观的基本内容有:以本国国情为立足点,自主建构民主制度;以人民为中心,高举人民民主旗帜;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正确处理民主与发展的关系;以实践为标准,坚持民主的功能、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以党的领导和法治为保障,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推进民主;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宗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这套民主观有助于实现民主发展与社会进步、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全球的“民主”干涉行动及其危害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从表面上看是一家创建于美国境内、行动遍及全球的非政府组织,但从其运作模式尤其是收支状况、人事安排、组织架构、目标手段等四个核心要素来看,该机构实则是以“民主促进”之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的美国政府“白手套”,已成为美国巩固、护持与扩张其霸权的关键工具。近年来,NED的全球“民主”干涉行动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包括年度收支与国会拨款持续稳步增长、干涉手段日趋间接、动态调整国别区域项目重点、强化信息战并转向资助美国盟伴国家等。这些新变化是NED阶段性调整其工作目标的结果,但深层次反映了国际局势变化背景下美国国家利益与全球战略的动态调整。NED在全球的“民主”干涉行动产生了一系列危害后果,如塑造虚假“民主”叙事并加剧叙事的二元对立、导致目标国的政治对立与社会动荡、形成错误的“民主”示范效应、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全球治理的发展与完善。当前,NED的全球“民主”干涉行动在美国内外遭遇更多挑战,但该机构绝不会因此中断其干涉他国内政行径,反而会以更多元的手段、更灵活的方式继续推进在特定目标国的行动。为更全面有力地遏制NED非法干涉我国内政的企图,我国应从制度建设和舆论叙事层面同时发力,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民主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村民自治生成的历史与制度背景考察

村民自治尽管发端于乡村社会内部,具有社会自发和自我组织的特点,但其从社会自发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推行则是国家行政推动的结果,是"民主下乡"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村民自治是一种民主化的乡村整合方式,是晚清以降现代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整合乡村社会的延续。现代国家通过"民主下乡",推行民主取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

“民主国家峰会”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基于布鲁金斯政策报告话语的框架分析

拜登政府的"民主国家峰会"构想,既是美国民主党基于"价值观外交"的重要政治设计,也是"西方阵营"概念失灵后新的话语策略。这一构想以"捍卫民主价值观"为核心,意图重塑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国家身份。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和中国问题的顶级智库之一,积极参与了这一构想的谋划。基于框架理论对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报告开展话语分析,逐层考察其框架背后的目标设定、议程设置、组织机制、成员资格、标准制定、时机选择、预期成果等,从中可以探知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动向。所谓"民主国家峰会"的构想不但牵涉中美关系,更可能对全球的中国形象建构产生重大影响。为应对可能的严峻挑战,需要未雨绸缪,多渠道、多路径地以"民主形式的多样性""民主实践的发展性"的话语,构建"民主国家"议题上的反向认知,有效实现"民主"概念的再框架化,维护中国全球形象,推进中国形象的国际理解。

台湾“民主政治”的异质化论析

刚刚起步的台湾“民主政治”在某些政治人物的操弄下被严重扭曲而发生异化,“统独争议”转移政治主题,“民粹政治”漠视民意,公平正义迷失,逐步偏离民主政治的正轨,走上了一条危险的发展道路。台湾的政治生态至今仍未完成由族群对立的、社会撕裂的、非理性的“形式民主”和“身份民主”向“共识性民主”的转换,这在相当大程度上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人为的切割与损害。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还很难看到台湾发展出健康有序、具有包容性的“协商政治”机制来。

陈之迈与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是一个已被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话题 ,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但笔者认为其中仍然存在着若干被忽略的问题。比如 ,如何从参与论战的专业政治学者的角度来检讨论战表面话语背后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本文通过梳理论战的言论脉络 ,追踪文本线索 ,得出以下结论 :论战要角之一———清华政治学者陈之迈借用英国政治学者巴塞特 (R Bassett)的“民主”概念和美国政治学者罗杰士 (LindsayRogers)的“危机政府” (CrisisGovernment)理论疏解了“民主论”者与“独裁论”者之间的理论张力 ,特别是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独裁论”者提供了自我调节的理论依据 ,加速了这场“民主与独裁”论战的结束。

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民主退化”困境

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民主形态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资产阶级革命缔造的西方现代民主形态曾极大地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并长期主导世界政治舞台。直至19世纪后期,社会主义运动萌生了早期社会主义民主形态。20世纪70年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态推到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挑战面前,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在世界遭遇了"民主退化"困境,而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民主形态却展现出勃勃生机与极大的制度优势。

“民主诗学”的限度——比较视野中的“新诗现代化”

对袁可嘉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新诗现代化”论述,如果不止于“民主诗学”的说明、辩护,而试图有所质询,那么就应该挣脱后来逐渐固化的论述方式,恢复对特定观念生成之时代位置、认识脉络的历史感知,与相关路径的比较、参照。本文认为,袁可嘉置身于平津学院、报刊构成的文化空间中,更多着眼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移植和“京派”诗学自身的代际传承,对于国统区另外的诗歌向度及解放区文艺,有所接触但缺乏内在实感。重新检讨其“民主诗学”的限度与可能,对于当代诗自我认知的翻转、重新打开,或许不无裨益。

从“民主”外交视角对“民主和平论”的再审视

"民主和平论"是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对世界秩序的一种话语表述,它从民主制与和平的逻辑联结上为我们描述了实现世界和平的进路:民主国家间彼此没有战争,因而普遍的民主能够带来普遍的和平。这一推论的依据是民主制国家更具有制度和道德上的优势,然而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民主和平论"在理论和逻辑上仍是一个不能完全得到验证的命题。不过,作为对世界和平问题的探索,我们在对这一理论进行质疑和批判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其中所包含的建设性观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在文化民主问题上有分歧吗

在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民主化问题上没有分歧,两位领导人在文化方向和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三特征"的论述,并没有否定"民主的"这个特征;而是突出和强调了文化的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区别。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化与民主化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关系。毛泽东并没有放弃"民主的"这个特征,而是"文化民主"的倡导者。毛泽东的长篇讲演和张闻天的报告,是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的关系,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能简单地用"四特征"否定"三特征"的科学性,而应分析其中的内在逻辑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化”剖析

全球化给人类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促进了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化和发展,又使少数世界强权、霸权国家利用全球化,把"民主政治化",形成政治民主化与"民主政治化"的全球化悖论。本文用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着重剖析了"民主政治化"产生的原因、表现及其实质。

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社会管理方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颗脑袋”，即大体经历了“砍脑袋、洗脑袋（改造思想）、数脑袋（民主表决）”三个阶段。建国以来。我们的管理模式由“号召动员型”演进到“指标压力型”，今天正在向“民主合作型”发展。在“民主”已成为时代主旋律的背景下，从农村突破，“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探索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道路和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严峻而紧迫的重大课题。

建国之后毛泽东探索“民主新路”的历史考察

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之后,毛泽东从未停止过对"民主新路"的实践探求,意在反对官僚主义,永葆政权的人民性。当然,探索"民主新路",是个开放的历史课题,在党外民主与党内民主的尝试都无从顺遂之后,毛泽东诉诸社会民主,也就是大民主,以激进的群众运动来保持对官僚阶层的强大压力。本文从上述三个层面考察了毛泽东探索"民主新路"的历史进程,分析了最终走向大民主的内在机理,最后简要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

试论布什政府的全球“民主”战略

布什总统在其第二任期伊始，推出以“全球推动自由”和“结束全球暴政”为主题的“全球民主化”战略，把向全球扩展美式“民主”、“自由”定为美国外交政策主要目标之一。这发出了强化美国全球民主战略攻势的信号。美国政府全球“民主”战略的最终目的是把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强加给世界各国。这种“民主”战略与当今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背道而驰，是不会得逞的。

种族清洗是“民主”的阴暗面吗?

为了更好地阅读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首先需要指出一个中国人不太熟悉的理论背景。一般而言，我们会把迈克尔·曼的这样一种宏大的社会理论建构，放低到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来对待。这是一种知识上的误解。就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来讲，区别是非常巨大的，社会理论是要解释一个重要的现代性事件，是从近代以来脱离开被国家通吃的权力领域，产生的那个社会权力领域。

比较视域中的“民主分离论”:剖析与澄清

近些年来,分离主义常常借着民主制度来从事分离,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搞所谓的"分离公投",这不仅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挑战,也对国际秩序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他们竭力论证公民投票的正当性,并将其作为分离的理论武器。"民主分离论"不仅具有严重的危害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通过解析自决与民主、主权与民主、公民投票与民主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貌似合法、合理、正当的民主理论,其实在法理、学理、历史和现实等方面均站不住脚。澄清"民主分离论"的错误,对于我们从理论高度反对打着各种"民主"旗号的分离主义、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从儒家“民本”向现代“民主”的转换

儒家“民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它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统治者为政要以民为本,爱护民众。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儒家“民本”思想一方面蕴含着超越性的永恒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科学方针,实现儒家“民本”向现代“民主”的转换,对当前中国坚定“执政为民”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党民主的中西比较

“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意即多数人的统治。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人民主权”原则和“主权在民”学说，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理论，并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有力武器。现代政党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因此，以赢得选举为目标的西方各政党在内部的运作上有一套规范的制度。

毛泽东“民主手段论”辨析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有关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论述,被有的研究者冠之以"民主手段论",这实际上存在脱离语境、特定指称对象和历史背景之嫌。事实上,毛泽东《正处》一文的相关论述涵盖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两个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关于作为目的的民主和作为手段的民主,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辩证统一外,以建立无产阶级民主政权为界,也存在前后各有侧重的差异。建国后毛泽东侧重强调民主作为手段的一面,既有理论缘由,也有实践参考和特殊的现实关怀。

俄罗斯民主化时代的政治腐败——再论“民主不是万应灵丹”

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改革派所推行的“民主化加私有化”改革,非但没有得到如民主崇拜者所料想的那种“清除政治腐败”、“倡行社会公正”和“振兴国家经济”的效果,反而使俄罗斯陷入了比苏联时期有过之无不及的政治腐败;其结果,导致黑社会组织横行无忌,社会公正被藐视和践踏,经济发展捉襟见肘,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的窘境。这种情形不啻是对“民主万能”神话的辛辣嘲讽,其原因有必要引起学术界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