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劳动”运动的兴起与田汉早期的“劳动”诗学

1920年前后,“劳动”问题日渐凸显。针对“劳动”问题,田汉提出了“劳动”的诗学的应对思路,其中既有田汉丰富的知识视野的支撑,也与日本大正时期的“劳动”运动密不可分。此时的田汉不仅亲身参与到大正“劳动”运动中,同时也对大正文艺衍生出的“民众的艺术”颇为关切。而在田汉对“民众的艺术”思想的接受中,隐含着一条“莫里斯”的道路。莫里斯的“民众艺术论”扭合了艺术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分野,提供了一种应对劳动问题、从事社会改造的文艺机制,为田汉实现了由“民众的艺术”到“劳动的诗学”的内在转换。在知识、社会、翻译、写作的综合作用下,田汉实现了由诗学构想到诗歌写作的主体跨越。在“劳动”的诗学的理论设想中,早期新诗与社会改造得到了新的意义整合。而“劳动”的诗学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田汉文艺思想的历史原点和认识装置,贯穿支配了其一生的文艺道路。

论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无政府主义文学

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版图中,无政府主义文学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质疑与批判久被忽略。毛一波、卢剑波、柳絮、张履谦等人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批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实际上是被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的文学,其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用意是参与文化斗争,它本质上无法成立。无政府主义者在此基础上鼓吹“民众艺术”,这种无阶级的多数人的“完全无缺”的艺术是无政府主义者构建的乌托邦,其“霸权”的倾向同样难以抑制。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展开攻击,既有政治立场的根本差异,更有时代转型和时局大变之际的策略性应对。其意图无非是挽狂澜于既倒,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争夺文化权力。无政府主义文学虽因不合时宜而匆匆落败,但他们的努力与抗争、奋斗与坚守、困顿与迷惘,乃至经验与教训,同样应该成为“革命文学”历史叙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