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东北移民潮探析

关内各省向东北移民,在"民国"时期形成了空前的高潮,大多属于自主性的人口流动,一方面由人民自发形成,另一方面则由政府提倡促成。这些移民多来自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他们通过海路、铁路、陆路进入东北,而且大多北上,寻求生存。"民国"时期东北的移民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1930年是东北移民高潮兴起阶段,每年约百万人。移民进入东北后,在南满地区留居的很少,大多数移民则沿中东铁路继续北进,散布于吉、黑各县及鸭绿江流域带。在"民国"时期的移民高潮中,移入东北的居民还有外国人,如朝鲜人等。这种大规模的移民现象,不但促进了东北人口的迅猛增涨,加速了东北各民族的融合,而且也加速了东北各地特别是东北北部的开发。

“以儿童为本位”:“民国”小学家访之考察

随着手机、电脑等现代通讯方式的普及,作为家校合作重要方式的传统家访逐渐式微,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探究。家访是“民国”小学家校合作的有效方式,其内容侧重于儿童身心、学习与生活等多方面,教师访问前准备较为周全,访问时以儿童为出发点,访问后注重材料的整理和利用。这些宝贵经验有助于我们重塑家访重要地位、秉承“儿童本位”家访理念与完善家访实施过程。

“民国”与“现代”的交锋——中国现代文学名称危机谈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名称问题的讨论,"民国"与"现代"的交锋是现在学界的主流态势。就二者目前交锋的情况来看,关于"现代"概念,不管是从外延还是从内涵上质疑声越来越多。而从一种大文学史观念出发,"民国"概念虽还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已开始被一些学者所接受,显示出一定合理性。在"民国"框架内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进行梳理既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可以重新厘清文学发展的诸多细节,又对文学史的书写,学科建设存在积极意义。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以“民国文学史”替代“新文学”史考

"新文学"在中国文化界流行了近100年,为文学界神话大厦之一。在笔者看来,因"新文学"自身缘故,大厦崩塌,而我们如潜入历史与文学内心与外部审视,对1912年1月1日-1949年10月1日文学予以解构与阐释,科学地取代"新文学"的应该是"民国文学史"。

“民国文学”的话语蕴涵与阐释空间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民国文学"的结构框架之内,重新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细节,能够有效地调整文学史研究的固有路径,极大地增强文学史书写的自觉意识。作为"民国文学"的一种阐释模式,"民国机制"的生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完整地呈现文学史建构过程中的事实真相,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两岸华文文学视野中的“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两岸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连接点,作为文学遗产的"民国"应该跳出政治定义的窠臼,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共同关注1912至1949的民国文学则是理性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需要,也是发掘"台湾文学"民族文化基因的当然,民国文学为两岸华人记录了共同的历史命运,是我们相互观照、彼此对话的精神基础。

民国文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崛起

民国机制、民国史视角、"民国性"内涵等概念和范畴的提出,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提供了观念、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支持,有利于我们以一种不同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固有视野和观念来打开一种新的研究通道。文章对李怡提出的"民国机制"、张中良提出的"民国史视角"、韩伟提出的"‘民国性’内涵"作了学理化的梳理,并对这些研究范式进行了学术性考察,并力图以文本分析来导向理论建设,为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新的学术支点和理论视域。

“民国机制”之“进入”历史研讨的反思——兼与李怡等学者商榷

李怡提出的"民国机制"在民国文学研究里取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在"进入"历史的实际操作中,有三点值得省思并与李怡等学者商榷。第一,商定使该历史阶段的文学资源有效整合在同一个层面的文学史观和价值尺度。李怡目前关注的是有"现代"性质的文学样式,这并没有实现大的突破。同时,"民国机制"更多还是在做文本以外的研究。第二,社会各界依旧未能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对"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具体问题未作进一步探讨。第三,探索有效"书写"历史的途经。这一方面需要端正"写史"的态度,另一方面需要在"叙述历史和建构历史"的方式上进行反思。

“梁父吟”的文化悲悼情怀——白先勇“民国史”小说初探

“民国史”小说是挽歌的大合唱。白先勇作为“民国史”作家,以其独特的出身与生活体验绘写精英将帅的命运走向,反映其荣耀历史与现实悲剧,唱出一曲“壮志未酬”的“梁父吟”。挽歌的悲悼情怀,闪现古令民族英魂的交相叠映,彰显人性的现世关怀,高扬传统文化和古典精神相互交响的主旋律,以接续中华文化之源的一方净土,表现其回归意识和故土情结。性格各异的将官人物丰富了“台北人”的艺术形象,代表作家最高文学成就。

现代行旅散文创作的“民国史视角”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引入"民国史视角",可在"具体的国家历史情态"中探寻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及其丰富内涵。现代行旅散文是现代作家在民国这一特定时空中的感知经验与游历体悟的文本呈现。从民国史的视角观照现代行旅散文的创作,有利于我们从一个更具生命力的入口,还原现代行旅散文创作的原生态。

关于“民国机制”命名和定义研讨的反思——兼与李怡等学者商榷

李怡于2009年提出关于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民国机制"在民国文学研究里取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由于形成时间短暂,它还需要经历诸多现实的考验。在命名方面,"民国机制"实际指的是民国文学机制,它所作用的对象依旧是中国现代文学,实质未能跳出"现代"意义的内涵。同时,研讨还包括"民国机制"划分边界的依据和时空影响。李怡把酝酿"民国机制"的时间定在1912年清王朝覆灭后,依旧未能跳出以"国体和政体"作为文学史划分依据的桎梏。虽然中华民国曾作为一个政权符号存在,但"民国机制"并未能在当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李怡并没有对文学史观和价值评判标准作出一个完整的解析,所以学界对民国机制"能包容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这个命题仍需质疑并继续探索。

“民国机制”文学史观和价值评判研讨的反思

李怡于2009年提出的关于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民国机制"在民国文学研究里取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引起了两岸学界的共同关注。由于形成时间短暂,它还需要经历诸多现实的考验。结合李怡等相关学者对此叙述范式所进行的解读,可以发现在文学史观和价值评判上仍有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地方。

“现代性”的扩张与困惑——“民国文学史”叙写的另一种解读

"民国文学史"的写作与讨论成为近些年现当代文学学科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者们都想在固有的规范之外寻求和尝试新的研究方法,以期开拓新的研究空间。随着中国学界对"现代性"理论的研究、阐释再一次兴起,用"现代性"理论来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史"自然成了实现这一突破最重要的研究途径和方法论之一。试图展示"民国文学史"叙写与"现代性"理论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从多个方面探讨二者的内在联系,从而寻求对"民国文学史"研究新的阐释方法和解读方式。

“党国视角”、知识生产与地方性经验——“民国大学史”研究的新动向及其反思

2000年以来,“民国大学史”研究构成了大陆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随着相关论著的不断涌现,“民国大学史”的研究也跳出了既有的研究框架,其关注视角更为新颖、多元,书写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从众多著作中撷取若干富有启发式的观点与方法,凝练出一些关键词,即“党国视角”的重新发现与超越“政府—学府”二元对立维度下的大学史研究、大学的“国立化”“地方化”及其所呈现出的“地方性知识”、大学与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学术转型,并以此为导向来勾划出新世纪以来大陆学界“民国大学史”研究的新动向与新取径。同时,也将从视域、理论与材料三个方面对“民国大学史”的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而如何从过去这十多年来的学术进路中,概括出大学史研究的范式更新,并反思如何对既有研究模式有所超越与突破,亦是今后所努力的方向。

姜文民国三部曲的历史想象

随着电影《邪不压正》的上映,姜文导演的"民国三部曲"终于完整呈现在观众面前。《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三部影片的背景都被限定在民国时代的历史框架下,但姜文导演的艺术想象力未被历史所局限,他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对时代的历史展开丰富联想,利用其独特的电影语言表达方式,完成了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致敬与探索,并通过对历史的想象中的隐喻表达,将其对社会关系与文化发展的认识一一展现。

政治与诗意之间的“民国叙述”——论蒋晓云“民国素人志”系列小说

“民国叙述”不能回避的是政治与艺术、审美之间的关系。本文先以鲁迅为例,辨析鲁迅的民国书写中政治与诗意的辩证关系,指出当代“民国叙述”疏离政治,局限于小我的圆满,难免淡化艺术深度。并以此观照台湾地区作家蒋晓云“民国素人志”系列小说,认为她的创作在民国背景下对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命经历展开叙述,把目光放置在裹挟于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的生平与处境之上,进行世俗化娱乐化的创造。小说对于历史的回避与政治的忌惮体现了认同的迷惘与对民国认识的不彻底性,影响了小说艺术的丰富性和认识的深度,无法再造对民国的经典性叙述。

“民国文学史”著述的“民间”可能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文学史著述契机,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诸多问题,因此近年来的探讨一直热度不减。“民国文学史”下一步的著述实践应充分吸纳“民间写史”力量,或者借鉴“民间写史”方式,在史料选择、细节描述、语言运用等方面增加其“可读性”,使其摆脱以往文学史著作“千史一面”“单一繁荣”“单调重复”的局面。

日常生活还原与重构:“民国文学”想象刍议

"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学科自觉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世纪之交社会、文化思潮和心理的体现。"民国文学"还原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历史时空,由此建立起多元博弈的动态平衡结构。"民国文学"提出的最大初衷就在尽量剥去政治或文学的先验框架的外衣,重建民国文学鲜活多样的社会与文学生态。从宽松和包容的学术理想出发,"民国文学"的设想不失为活跃文学史编写的尝试。"民国文学"概念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关节点上被提出,而作为历史选择的"剩余"重新征用,除了文学史逻辑及学界内部复杂缠绕的纠葛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后的重置和机制所致。"民国文学"的思路蕴含了多种预设。首先是科学和真理的指涉。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学术精神的张扬。

民国五珍之末——纽约倒——兼论中国“中心倒印”邮票的鉴定

在“民国四珍”定名后不足1O年，就发现新的情况，即在1941年2月21日发行的由纽约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孙中山像普通邮票中突然发现了一种2元面值双色套印的邮票呈现一色倒印变体，即“纽约倒”。这套邮票面值自半分至20元共计16种。其中自半分至5角为低值票、由雕刻版单色印刷，印刷全张为400枚，邮局全张为200枚；自1元至20元为高值票，由雕刻版双色套印，印刷全张为300枚，邮局全张为50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