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民族国家”的双重内涵

基于政治学与宪法学的分析表明,与原生型“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相对照,还存在一种独特的现代国家形式,一种多民族分享并行使部分主权的国家形式——“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state)。因此,在一般意义上,中文“多民族国家”一词既可以在民族学与人类学意义上描述一个国家民族结构的多民族性,也可以在政治学与宪法学意义上指称一种通过多民族联邦制保障各民族分享主权的独特国家形式。在使用“多民族国家”这个词语时必须对其内涵加以明确区分。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在政治和法律上承认并保护人民的多民族性,是国家民族结构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人民主权”、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以及中华民族的构建形成,表明中国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但非典型的单一民族“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民族—国家”。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我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理论综述与现实演进

通过对以国家构建理论为基础的我国国家政权与乡村关系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国家构建在不同的历史情景下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和完成路径,历史的发展则赋予了国家构建理论新的元素,并使之不断地发展、完善。笔者根据我国在各历史时期对农村的控制管理方式的不同将古代中国归结为"士绅—文化"国家,将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归结为"干部—动员"国家,将改革开放以来归结为"能人—市场"国家,并以这三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不同制度安排为特征,来分析中国国家构建的现实演进。

论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的新理论体系及其价值旨趣

现代性历史构造是由"民族—资本—国家"构成的动态三角形稳定结构。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先后解决了"民族"和"资本"两大因素之后,国家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遂跃升为现阶段的核心问题。诸多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获得合理定位,形成系统性逻辑体系。新理论的价值旨趣在于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富裕社会基础上的公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