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高中生本民族语言使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心理资本和民族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某民族中学的183名少数民族高中生为研究对象,使用青少年学生心理资本问卷、民族认同问卷、国家认同量表探究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本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对他们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本民族语言使用分别与其心理资本、民族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分别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呈显著正相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在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国家认同之间起中介作用,心理资本、民族认同共同在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我国政治学语境下,韧性理论围绕治理现代化意义上长治久安、和谐共生的政治系统愿景而建构,治理韧性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则可以理解为政治治理体系效能较强,以及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发展与运行形成较强的生命力、抗逆力、复原力与可持续发展性。中国以文明型国家的国家传统,形成以国家、社会、民族相互塑造而延续千年不辍的韧性,韧性的理念深度蕴含在中华文明品质与国家建设中。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明韧性作出了最好的阐释,而“两个结合”为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汲取文明韧性,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指明了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向。中华文明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索更丰富和更具韧性的治理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国家治理,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韧性因素,持续建设韧性国家,从而能够塑造对抗现代性风险的韧性政治,其经验可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天下一家”语境下,四裔归属意识的不断增强,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认同获得空前发展的根本机制。郡县制管理体制机制下东西南北各地、各族居民先后被“编户化”而统称为“秦人”和“汉人”,意味着在秦汉王朝疆域版图之内各族居民在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下,相互认同而实现的空前民族统一,体现出当时东西南北各族对以秦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下的全方位认同。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民族内涵及其关系格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机,这种直接以统一帝国疆域划定的规模空前的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对于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国家叙事与地方表达——论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建设中的文化主体性价值

民族村寨建设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国家叙事和地方表达。通过考察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建设中文化自觉、文化惯性和文化生产过程,从文化主体的适应性、因应性和回应性中重新认识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三重价值维度;面对国家政策设计和地方实践表达中的话语矛盾与冲突,从匠作技术传承、民族文化传播和地方性空间生产中分析民族村寨建设中的主体实践挑战;最后,从主体回归、实践赋权和空间活化三个层次提出我国民族村寨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价值面向。文化主体性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地区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改善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认同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中华民族认同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也是促进个体福祉的关键因素。为探索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特点,中华民族认同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中华民族认同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通过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四川省民族地区三所中学1232名中学生施测。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总体较高,高中生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初中生;中华民族认同对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积极心理资本在二者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46.15%。可见,中华民族认同不仅能直接改善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还可以通过提升积极心理资本间接影响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为促进民族地区学生整体福祉铺设了坚实的心理与文化基础。

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若干论述

民族国家是近现代最为普遍的国家形态,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学说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内容。列宁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有着丰富及极具洞见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分析了其初起及嬗变的历史进程及经济、政治诸因素的重要作用,在列宁看来,民族联系的建立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列宁肯定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进步性和必然性,揭示其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到帝国主义阶段所涉及的民主和民族问题的实质,并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立场出发,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建设性主张,在基本理论与实践方略上兼顾了民族国家之自决与无产阶级之联合的有机统一。

“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史观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四个共同”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史观的系统性概括和总结,吸收借鉴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共识性成果,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中国历史的整体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发展观,其在确立历史的主体性、揭示文明底蕴和探寻历史规律等维度上,对于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民族”与“人民”的三重纠葛——重述闻一多的思想道路

中国现代作家闻一多的一生被文学史概括为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战士的思想历程,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典型。在他理想的追求和思想逻辑中,其实就是“国家”、“民族”与“人民”这三重概念的发展和纠缠:“国家”是他认知的起点,“民族”是贯穿始终的情感中心,而“人民”则是思想的升华,从中,也折射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跌宕起伏和知识分子的曲折探索。重述这里的思想演变,对于我们洞见现代国家意识在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深刻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典范意义。

再论严复的现代国家观和国家民族观

1895—1904年,严复的民族/国家思想不断发展演变、逐阶上升,经历了三个各有侧重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895年,严复译出《天演论》初稿,发表《直报》四雄文,爆发出强烈的保种救亡意识,高扬民(种)族主义旗帜。第二阶段为1897—1898年,严复创办《国闻报》,刊发这一时期代表作《拟上皇帝书》,提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方略,显示他已初具民族国家意识。第三阶段为1900—1904年,严复深刻意识到盲目排外的激进民族主义对国家的祸患,遂汲取A 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理论和现代国民国家学说,翻译成《社会通诠》并于1904年出版,由此奠定他的现代国家观以及国家民族观。第一阶段,严复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灭种危机、主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竞争保种;第二阶段,他认识到国际社会有一定公理、中国之危机更多来自内部,所以强调清廷政府要提升内政外交水平、加强国家能力;第三阶段,他则以国家民族观念批判激进民族主义,宣扬法治宪政的现代国民国家以及不分民(种)族人人平等自由的“国家社会”。严复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其富于现代性的国家理论和国族观,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前沿,至今亦仍有显著价值。

国际体育参与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基于民国时期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的考察

20世纪初,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洪流的席卷下开启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体育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之际即被引以为“救国强种”的有效途径,并与政治紧密结合。借助文献资料,运用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基于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远东运动会及奥运会参与史,发现在民国时期通过国际体育参与,包括收回国人体育领导权、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竞争等,强化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意识,推动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议程,塑造了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并借助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在争取国际合法权益、表达国家立场及输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等行动中推进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外交进程,表达了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新时代民族地区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建设路径

民族地区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开展语言文字咨政研究,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进入新时代,民族地区推广基地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各推广基地要紧紧围绕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树立先进的工作理念,完善科学联动的工作机制,着眼重点领域和人群,提升语言服务社会的能力,建立标志性成果展示平台,加强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并积极打造少数民族大众广泛参与的语言文化平台与品牌,以开创民族地区推广基地建设的新局面,助力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民族国家构建:国际经验和中国道路(上)

本文主要探讨当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前两节从理论上讨论了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构建的一些基本概念。作者认为,尽管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纯粹的”民族国家,然而,只要多数国民认同为一个民族,效忠自己所属的国家,同时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正常的、稳定的民族国家了。文章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长期且无终点的过程,其目标和方向是同质化、国族化;而国家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文化认同,这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文章还指出,“民族国家构建”还可以分为“构”和“建”两个部分。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来,“构”就基本完成了,而“建”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目的是要努力使这个国家不断向理想的“民族国家”靠近。文章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分析和介绍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包括土耳其、美国、印度、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阿拉伯国家、南美国家,还讨论了跨境民族、国家移民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文章最后两节是关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内容,包括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和方式,中国民族国家的特点,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以及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文章指出,构建高水平的民族国家,是一项艰苦和长期的任务,既要有紧迫感,但又不能急于求成。

宣侠父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涉藏民族工作实践研究——以文化观、民族观和国家观为视域的考察

宣侠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实践的先驱之一。1925年,他随国民军进入甘肃,在协助处理拉卜楞事件、帮助藏族民众反抗地方军阀压迫的过程中,对涉藏地方精英黄正清等人给予重要影响,帮助他们树立了正确的文化观、民族观和国家观,使其认识到要着力推动内闭的藏文化与外界的交流,藏民族的命运必须与祖国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开启了甘南涉藏地区的社会转型。宣侠父在涉藏地区的民族工作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宝贵财富,新发现档案史料更为具体地揭示了相关实践发展过程。

马克思多民族国家思想的基本进路及其中国意义

自形成主权国家观以来,特别是英法启蒙运动以来,欧洲近代哲学即确证国家民族以及实体性的政治民族概念;黑格尔则超越了浪漫主义及其狭隘民族主义,通过客观精神概念,建构了德意志国家民族。这些努力都是在西式民族国家框架内展开的,有其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缺陷。马克思展开了黑格尔国家哲学、浪漫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单一民族国家观、种族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多重批判性论域,并在一种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并自觉通向东方民族独立解放的视野中,开放了一种本质上不属于西式民族国家逻辑的东方社会多民族国家观。与西方民族的实体性特征有别,中华民族诸民族的特征恰恰在于非实体性,从而成就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多民族国家思想,契合于中国多民族国家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传统的现代转化。马克思赋予民族以社会实在及其社会关系意涵,避开了西式民族国家概念框架中实体性的政治民族观,同时又赋予了中国多民族共同体以政治意涵,不仅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的直接理论资源,且实际引导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及其国家民族的现代建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持有不同的策略思想,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会产生务实性的转变。如,马克思针对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不同的策略思想:他主张以革命暴力打碎拥有强大官僚军事力量的法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他主张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夺取和掌握英国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以及资本家的财产;他赞扬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美国总统。列宁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思想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发生了务实性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思想从掀起国内战争将其“统统打倒”转变为无产阶级国家认可资本主义国家并有条件地同它“和平”相处;从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思想由“打退”其对苏俄的“进攻”转向苏俄应寻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马克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思想,对当前中国的实践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民族国家与个人身体的文学抉择——以中国新文学启蒙为考察中心

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普遍认为达成该任务有赖于国民精神的解放,文学中的个人身体一度遭遇忽视和贬抑,启蒙也随之陷入困惑。当新文学再度选择解放个人身体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想象方才境界阔大、身心圆融。

国家治理问题的经济分析基础探析——基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考察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国家治理问题不能仅仅就其本身来谈,而是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有关国家问题的论述为此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资本论》第一卷指出,国家作为相对自主的强制力介入经济过程,并受到统治阶级利益和特定经济规律的制约。因此,国家治理在不同社会制度面前不是中性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国家选择制度的倾向、构建制度的客观依据和执行制度的能力。我国国家治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为遵循。这种对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重申和强调,正是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经济分析基础进行探索的意义所在。

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与国家认同路径研究

民族地区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富集区,承载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历史记忆。通过教育手段,可以达到形塑红色记忆、唤醒情感共鸣、发扬红色精神的目的。在理论层面,探讨红色文化教育推进国家认同的内在逻辑。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知识、情感、意动”教育与“赞同性、归属性、参与式”国家认同,在不同层级上具有密切关联。在实践层面,构建红色文化符号库、打造三情并举文化产品、搭建实践教育共同体,可以为民族地区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基础和路径参照。

民族院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类课程的建设与实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新时代应坚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如磐初心,聚焦课程建设在立德树人中的关键性作用,贯彻“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深刻内涵。文章结合民族院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类课程建设的学理阐释、现实价值、总体设计与实践探索,提出须加强系列课程创新的“顶层设计”,增进课程体系的民族共同性和融合性,并围绕目标达成、教学内容、思政育人、组织实施、多元评价等方面展开路径分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类课程的建设与实践实现价值引领、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三位一体”目标提供积极策略。

公务鲁迅:鲁迅的公务书写与民族国家建构

鲁迅的公务经历是不容忽视的一段职业生涯,“公务鲁迅”是研究鲁迅文学与思想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鲁迅的公务职业选择蕴含着新型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想。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内容,积极实践了蔡元培的现代国民理念和教育构想。鲁迅的公务生活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显性和隐性的影响。在文学观念上,鲁迅在中国传统小说基础上引入西方维度,确立了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为之后写出全新现代体式的小说做出了观念和思想上的准备。公务生活也对鲁迅文学活动产生了隐性的积极影响。鲁迅在其文学写作中有大量集中的公务生活的体现,有的是直面公务,有的是影绰背景,有的是夸张变形。在城市化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公务鲁迅”面对的是“革命第二天”的问题。民国时期文官制度是新旧制度的结合体,由城市培养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必然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公务经验也促进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思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