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革命·抒情传统——孙犁早期创作与抗战“民族形式”文学思潮

抒情传统、五四启蒙思想和革命文化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孙犁早期创作独特的战争浪漫主义抒情笔调。不论从题材、语言还是表现方法,孙犁早期小说都契合了解放区文学对于新文艺的需要,但实际上其对于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继承,对"民族化"的自觉追求与延安理论界所倡导和建构的"民族形式"文学思潮要求并不一致,这也是孙犁与革命主流文化既契合又疏离的真正原因。

民族形式与当代文学的中国作风

民族形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诉求和文学实践,是赋能文学革命价值的主要方式,它关涉如何再现和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民族形式并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而是民族化的思想内容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和传统性特征。它充分利用和借鉴传统资源、民间形式和地方形式,表现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实现文学的“政治化”内容、“传统化”形式和“群众化”目标的高度化合,创造当代文学的民族风格,由此形成中国作风的文学潮流,并在吸纳世界文学基础上,努力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境界。

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

抗战时期,闽浙赣粤四省毗连的东南地区,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规模足以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讨论鼎足而三。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没有形成讨论的焦点,但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论域,且取得了一些较为相近的意见,在“孤悬东南”“区自为战”的情况下,还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性特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在文艺与政治之间:重思文艺“民族形式”论战——兼论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及其实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发起与领导的文艺“民族形式”论战开始将文艺与政治相联系。论战以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民族形式”新命题为开始标志,以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论战收官。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呈现了基于人民性、朝向现代性、内蕴国际性的新文艺观,并在论战的发起阶段、进行阶段、收尾阶段分别采取有效的策略,争夺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文艺“民族形式”论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文艺坚持人民至上,促进文艺社会性与艺术性的融合,实现文艺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硕果。

文艺复兴与中国气派:20世纪“民族形式”话语的源起与旨归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一直有在救亡、启蒙与复兴的三重视野下言说中国问题的愿望。与胡适等人“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相对应,20世纪30年代后左翼文艺界以“新启蒙运动”“第三次文学革命”“无产阶级文艺复兴”“民族形式”等多重话语,重估五四文学革命以及文艺大众化运动,构筑了现代中国民族文艺复兴的复线结构。作为“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之一,“民族形式”讨论提供了政治话语、大众话语与知识者话语共同发声、彼此交锋的空间。借助语言运动与民族形式创造的相互促进,“民族形式”讨论把大众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化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在反思欧化文艺的基础上,吸纳多重传统形式源泉,促进了中国文化“转换性创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开辟了文艺革命化与中国化有机结合的道路。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评《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第三卷):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文学滥觞于法国,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发轫到20世纪初逐渐式微,在其跨度之内经历了从法国的崛起,到德国的如火如荼,再到对英国文学界掀起波澜,最后在美国又一次烟花般灿烂地绽放,它如海浪般奔腾翻涌,在欧美各国不同的社会—文化间不断地激荡与碰撞。我国自20世纪初,开启了自然主义文学的研究历程,在此期间,虽然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仍然需要系统性的研究乃至进行文学史上的准确定位。

论1930-1960年代文艺“形式”话语意指的分歧——以“民族形式”为中心

对1930-1960年代文艺界讨论最多的“形式”问题的研究既系统又缺失,这种缺失表现在忽视对争论过程中“形式”话语意指的考察。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旧形式”“民间形式”到“民族形式”,“形式”意指并不一致,它一方面被理解为门类层面的不同艺术体裁,一方面被解读为创作层面的表现技巧。话语主体对意指的区分具有目的性,包括艺术体裁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表现技巧的创作自觉性与审美独立性。意指艺术体裁造成“内容决定形式”这一根本命题的失效,内容可以左右创作层面表现技巧与原则的“形式”,但却无法真正决定门类层面艺术体裁的“形式”。意指分歧在“民族形式”争论集中凸显,随着讨论深入又趋于统一,从而区别于文艺大众化运动以来的“旧形式”。理清这种分歧与统一有助于重新认识“民族形式”的复杂构成及其超形式内涵。

回答傅抱石关于“民族形式”的四个问题——兼谈傅抱石山水画变革

20世纪的中国处于战争与变革之中,这一时期的政治、文艺都或多或少地沾染着革新的色彩。20世纪40年代开始,有关“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从政治领域渗透进文艺领域,当时,避居蜀地的傅抱石也加入了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特殊的战争环境与政治身份,使得傅抱石不断思考着“民族形式”的问题,并且影响到了自身的史论著述及绘画实践。傅抱石对“民族形式”的认识,不仅具有较深刻的理论意义,还是中国绘画现代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文学思潮——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民族形式大讨论、战国策派民族文学运动为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文学思潮成为主要文学思想和创作潮流,本文从汇聚成思潮的重要支流中选取民族文艺运动、民族形式大讨论、战国策派民族文学运动进行考察,指出民族文学思潮提倡文学采取民族形式,表达民族意识,充分发挥了文学作为思想武器在凝聚民族力量抗击外侮上的作用,有极高的思想史、文学史价值,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启示。

文艺民族化思潮的当代反思——以探究民族形式论争的文学史意义为中心

民族形式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文白之争、新旧诗之争、中西文学之争、艺术与科学之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文艺论争。"抗战"爆发后,文学需要承担起动员大众、鼓舞大众的职责,因此,民族形式问题就成了深受关注的重大文艺问题。对于民族形式的强调,既是为了强化民族意识,也是基于战争期间广泛动员大众的需要。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是在论辩双方都对创造民族形式的必要性予以肯定的前提下,围绕着向林冰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民间形式"这一观点展开。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族形式论争作为"抗战"以来文艺民族化思潮的主体,既是"五四"时期新旧中西之争的拓展,也是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深化,不仅关乎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也关乎对"五四"新文艺传统的正确评价,论争中所触及到的文学的源泉、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具有超越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政治目标的普遍性理论意义。新世纪中国文学领域以莫言为代表的"从西方文学大踏步撤退"的民间化发展方向即是民族形式探索的当代延伸。该文对民族形式论争的背景、要点、理论价值,民族形式创造与旧形式、外来形式以及"五四"新文艺传统的关系,进行了简要分析,充分肯定了民族形式论争的文学史意义,并以莫言为例,论及民族化小说的当代发展。

抗战时期文艺民族形式概念探讨的跨时代贡献

抗战时期的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我国文艺界广泛开展的一场事关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方向的重要讨论。在论者围绕文艺民族形式概念的探讨与争鸣中,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考的民族形式论话语被确立为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作为民族特性表现形式的超形式内涵得以凸显;文艺民族化的丰富内涵在与大众化、中国化问题的复杂交织中得以展开;作为时代精神表现的文艺民族形式的具体内涵被全面深刻呈现。这些针对文艺民族形式概念的多维探讨,显然对于我国当代文艺民族形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民族形式”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探索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探索的一个重要截面,抗战时期文艺理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形成了论争产生之原因或背景、内容与形式的构成问题、"旧形式利用"问题、"民间形式"问题、"民族形式"问题之学理性质等核心问题域。"民族形式"论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形成与深化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通过这一系列争论和探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注入了丰富的理论内涵,并将民族形式的创造放到民族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民族形式创造问题上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理论原则。

“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上世纪20—40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

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关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一关注具体表现在:"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与论战;"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及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这些主张与论争对于我们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论争基本是从政治与现实需要出发,更习惯于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而在一个全球化来临的时代,关于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则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与参与意识。

近代“民族形式”建筑思潮在福建的传播与影响

在近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发展的趋势下,从早期西方教会学校“中国化”建筑到后来的“中国固有式”建筑创作,“民族形式”建筑思潮都在近代福建有较大传播与影响,并逐渐发生一些地域化的发展。其中,嘉庚建筑结合了地域特点融合外来建筑文化,自主地、自觉地进行文化创新,对于当前地域性建筑创作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民间的何以成为民族的——文学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文体及语言问题

出于抗战救亡的现实诉求,民间文学旧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民间形式的利用也遇到艺术的旧形式与艺术所承载的新内容之间的矛盾。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对于自身的反省与清理,重点是如何从民间的形式走向民族新形式的创制,讨论中提出的文体及语言上的"新综合"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即在继承古典、采纳民间、采用"五四"以来外来形式的新综合基础上造就民族文学的新形式。

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解读民族形式建筑

20世纪前半叶,以大屋顶和传统装饰细部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复兴样式成为中国主流的建筑样式。从清末民初、民国南京建设、日伪的“新京”建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大建筑”,虽然各个时期的民族形式建筑背后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大不相同,但是若仔细剖析,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民族主义思想的主线,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种以传统文化为旗帜的民族主义,利用建筑为手段表达了近代民族性与国家观念。该文考察民族主义的反抗与建设的两个面相,及受之影响的民族形式建筑在近代中国的发生发展。这一现象也说明,中国近代建筑史应当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分析。

“民族形式”论争与新中国民间文学话语的源起

新中国民间文学话语与国家话语紧密关联,其意识形态特性极其鲜明。学界一般认为其源起于民间文学在延安时期对于革命的特殊意义,而很少触及"民族形式"论争对于新中国民间文学话语的直接影响及其一脉相承的关系。

民族主义视域中的左翼文学思潮探析

政治/阶级斗争的研究视角对于认识左翼文学思潮有很大的不适切性。从民族主义诉求的角度来观照左翼文学思潮,会发现左翼文学所蕴含的民族解放与再造的宏大主题。民族主义诉求与左翼文学思潮是以"共体"形式存在的,以往的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从民族主义走进左翼文学思潮这条思维路径。

文学、民族主义与文化领导权——政治文化视阈中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

"民族形式"是在抗日战争特殊形势下耦合而成的一个概念,以往学界往往将其与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民族形式"问题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背景和理论谱系,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为应对党外和党内的理论对手,获取文化领导权而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正义伦理的合理发挥和有效利用。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运动成为延安左翼思想界重新整合民族主义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为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提供了文化意识形态储备。

黑非洲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地缘特征

黑非洲地区封闭而自成一体的地理结构和独特的历史遭遇。导致黑非洲的民族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地缘特征,具体表现为对抗性、泛非性或泛黑人主义和混合性。运用本民族语言还是运用欧洲语言进行创作,黑非洲的民族主义作家们普遍陷入了语言选择的文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