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传统、主观精神与语言现实主义——“民族形式”论争中胡风语言观的现实主义色彩

胡风的语言观是和他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相联系的。他把语言能否反映“活的生活样相”和“活的民族现实”作为评价语言优劣的标准,坚持作家对语言取舍的主观精神,坚持语言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民间语言(形式)或多或少夹杂着封建意识,因此反对对民间语言的过度迷信。胡风的语言观体现了他捍卫五四文学传统的精神,体现了他对“民间形式”(语言)相当程度的警惕。

论影响“民族形式”论争和延安文学发展的因素

"民族形式"论争和延安文学是我党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进行了全面领导的文学活动,由于它们的缘起都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以"政治"成为影响其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这正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活动政党政治和文学交错纠结的显著特征。我党正是借由"民族形式"论争的开展和延安文学运动的发起才逐渐在文化领域确立了主导地位,占领了制高点,为进一步全面消解国民党统治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政治因素"对这两项文学活动的发生、发展、延续产生了深刻影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引领

目前学术界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文艺学研究领域。文艺"民族形式"论争不仅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领域一次较大规模、专业性的论争,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次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功引领了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具体表现在:首次明确提出了"民族形式"新命题,全面组织和领导了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科学总结了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思想。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展进程

学术界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展进程,众说纷纭,对其发展演变进程的详细考证和梳理语焉不详。鉴于此厘清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展进程是深入研究本论争的关键,有助于更好地揭示论争的现实价值,有助于深刻理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文章以文艺界的反响程度为界,把这一进程分为开启、发展与高潮、继续发展到走向尾声三个阶段,为进一步开展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提供帮助。

延安对“五四”新文艺的重审及其意义——以“民族形式”论争为中心

重新检讨、继承和改造"五四"文艺和文化是延安理论界发起和展开"民族形式"论争的核心问题。倡导"新启蒙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五四"运动建构为"革命文化"的起点,而在"民族形式"讨论中,"五四"文艺逐渐显露出不够"大众化"和脱离民族文化的"弊端"。"民族形式"的创制是对"五四"文学的超越,构成了"新"文学的起点。"待建构的民族形式"创造和转化了延安"五四文学"传统,为新的文艺形态建构提供了理论准备。

“民族形式”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

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历程中,有四次关于“民族性”问题的集中探讨,即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五六十年代关于文学理论遗产继承问题中的“民族化”讨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中的文艺民族性探讨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思潮下的文艺民族性探讨。

启蒙话语交锋与“民族形式”文艺论争的实际内涵——以胡风的质疑为视角

20世纪40年代前后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涉及了如何利用旧形式、评价"五四"新文学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胡风对"民族形式"论争的分析,既批评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观点,也与其他左翼作家的意见不同,实际上是坚持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胡风的质疑和被批判,显示了"民族形式"运动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纠缠的实际内涵,同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被改造命运的开始。

从“民族形式”论争到“赵树理方向”的历史考察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前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民间形式”与旧小说、韵文同被称为“旧形式”。论争的各方都侧重于发掘形式而非其思想层面的价值。在论述民间形式的价值时,又特别注意限度的把握。一方面认为民间形式与“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构想有莫大的关联,是可资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又对民间形式持有警惕,认为民间形式是落后于时代的思想和观念,凝结的是过去时代的趣味和欣赏习惯,代表了民众的文化和观念中保守、落后的一面,不能堪当大用。对民间形式的如是看法,折射的是知识分子想象与认识民众的角度和立场。

打开内陆中国的方法

贺桂梅的新作《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以下简称《书写“中国气派”》),将1939—1942年左翼知识界发生的“民族形式”论争视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置的当代文学的另一源头,关注1950—1970年代当代文学如何在“中国”这一政治与文化场域中展开书写实践,也关注“中国”如何通过文学形式进行自我表达,从而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范式突破的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