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失而求诸野:从《九月寓言》看张炜创作的“民间”转向

《九月寓言》是张炜文学创作历程中的一次重要转折,这次转折不仅是他走向“民间”的成功实践,而且也由此打开了通往精神高原的大门。张炜在《九月寓言》中的“民间”转向主要体现在叙事风格、叙事立场以及叙事语言三个方面。究其转向的原因,可归结为作家童年生活的滋养、对于诗性品格的坚守,以及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中心地位的影响。张炜创作的“民间”转向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同类书写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其对现代化的态度和立场也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省思的空间。

在文学与学术之间——论《语丝》对“民间”的找寻

《语丝》作为文学革命之后出现的文化期刊,对民间文艺的发掘延续了五四文学精神,在对民间文艺收集整理的过程中,不仅从文学、历史、民俗学的层面高度评价民间文艺,而且因此发现了将启蒙意旨传播给民众的可能途径。将民歌视作新诗创作的文学资源之一。如果说,民歌的收集具有新文学建设意义的话,那么对民间故事传说的收集就具有历史与学术的价值,可以将此视为从民间角度构建民众的被湮灭的历史。在此意义上,民间传说是“民众们的历史”。《语丝》中关于民俗的讨论提高了刊物的学术价值,也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门类。因此,《语丝》对“民间”的找寻具有深远的文化意味。

新秧歌里的“民间”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民间文艺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秧歌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搜集、研究陕北秧歌,并对它进行改造,掀起了一场“新秧歌运动”。在新秧歌中,知识分子按照权威话语的意向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民间”,但他们忽视了民间文学本身的规律和特性。

“民间”何以“五四”?--施章的“农民文学”观例说

20世纪30年代,施章基于“农民的生活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以及对“永久的”“原质的”民间性的阐扬,构成了其“农民文学观”的主要内容。施章“新旧”杂糅的学识背景、“土洋”兼具的学术视野,不仅为我们管窥本地的、民族底色的“民间”如何纳入“五四”启蒙叙事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视角,而且也演绎了中国文学现代生成应有的复杂与多元。

元诗“正统”与“民间”之悖反

文章抓住儒学在元代处于受压制状态这一与历朝迥然相别的特征,凸显当时诗因儒学地位由主而次、形成的既追求正统又趋于民间的侧重与纠葛,析出追求正统倾向一路诗作为"非正统的正统"与传统正统诗的不同,以及趋于民间走向的诗因"非民间的民间"特征呈显独特性的原因。

模棱两可的民间——质疑陈思和的“民间”理论及其运用

“民间”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概念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 ,在陈思和的“民间”理论中 ,民间的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能否统一 ?“民间”能否以独立于“庙堂”、“广场”之外的形态存在于 2 0世纪文学史之中 ?自由自在是否是民间最基本的审美风格 ,民间的自由自在是否任何文明进步都无法涵盖 ?

“民间”传统的确立与国语文学发展困境——以1920—1930年代国语报刊为中心

"民间"作为对立于古典庙堂文化的民族传统在国语报刊内部被确立,借助国语报刊强大的学界背景和广泛传播力对抗1920年代前中期的文学复古潮流,并指导国语文学建设。由此诞生了一大批相关的语言文学建设理论文章,但是刊物内部国语文学建设实绩却十分稀少且未引起较大反响,透过预设的民间文学传统在文学创作实践中遭遇的困境可以看到作为新文学书写者的知识分子在"新传统"场域中的身份认同焦虑。与此同时,国语文学建设者在民间文学征集活动中寻找出路,改造"民间的言语"以建设能为文学所用的"国语"。

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世界:一个独特的生态“场所”

汪曾祺小说中构筑的＂民间＂世界是一个独特的生态＂场所＂,是一个没有权利浸染的桃花源式的理想所在,人们＂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对于生态美学兴起的当今社会,其小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间”的复兴——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社会学解析

在许多人看来,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真是一团糟。他们认为中国文坛目前除了极少数的作家仍在坚持理想主义的写作外,大多数的作家尤其是九十年崛起的所谓“晚生代”们,就简直堕落得很不象话。作家没有理想,作品没有灵魂,一切都是人类欲望形而下的恶劣暴露和描写。一些评论家对此痛心疾首地指出,九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歧路和末途,是文学最不堪目睹的时代。

“民国文学史”著述的“民间”可能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文学史著述契机,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诸多问题,因此近年来的探讨一直热度不减。“民国文学史”下一步的著述实践应充分吸纳“民间写史”力量,或者借鉴“民间写史”方式,在史料选择、细节描述、语言运用等方面增加其“可读性”,使其摆脱以往文学史著作“千史一面”“单一繁荣”“单调重复”的局面。

民间视角下的整体观照与深度掘进——评《当代陕西文学民间叙事研究》

王玉珠的《当代陕西文学民间叙事研究》对“民间叙事”这一当代陕西文学的重要基本面予以系统性观照。著作对当代陕西文学民间叙事的话语背景与整体面相,作家的文化身份、文化意识及所承接的文学传统,经典性文本民间叙事的话语特征与独特表现意义,以及文学“陕军”民间叙事的成就、局限与前景等进行整体观照与深度掘进,具有超越地域性阈限的整体性、正视话语复杂性与特殊性的辨识力,以及超拔于现象描述的理论穿透力。

论我国“民间”票据融资行为及其规制

票据融资和转让在我国是一项银行的专营业务,排除了其他机构和个人参与经营的可能性。但是,我国在银行业之外私下转让票据实现融资的现象却大量存在,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盛行。银行业界认为这种现象游离于央行监管之外,危害国家的金融秩序;司法界对此现象裁判不一。"民间"票据融资和转让在我国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需要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文化、运动与“民间”的形式——以“五卅”前后的《民众文艺周刊》为中心

1924—1925年间,《京报》副刊之一的《民众文艺周刊》在五卅运动的压力之下,发生了数次转型,试图以文化来把握民众。《民众文艺周刊》的转型尝试,显示"五四"后的文化运动面临逐步高涨的社会运动形势时,仍旧试图在坚持原有逻辑下,通过自我调整汇合于社会改造的大目标;其种种实践的成败,则暴露了诞生于"五四"氛围中的文化运动模式本身的能量根源及限度所在。

新秧歌运动:民间文学进入主流的一次尝试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解放区掀起了一场新秧歌运动。新秧歌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民间",它的主体为工农兵,内容与主流话语一致。当时的权威话语期望新秧歌既能成为新文艺,同时又不脱离民间,但它的创作者追随意识形态话语,忽视了艺术性和文化内涵,使得它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既没有对书面文学产生触动,也没有在民间文学领域留下痕迹。新秧歌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当今仍具有警示作用。

新秧歌戏运动:权威话语对“民间”的建构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民间文艺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秧歌戏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搜集、研究陕北秧歌,并对它进行改造,掀起了一场"新秧歌戏运动"。在新秧歌戏中知识分子按照权威话语的意向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民间",同时它在官方话语中被消解;他们在这一行为中忽视了民间文艺本身的规律和特性。

民间文化形态与当代小说创作

五四以来,民间文化形态从被遮蔽的境遇中逃出,成为新文学传统中一个重要精神资源。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受到知识分子的格外重视。民间文化形态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大致有三种存在方式,即在政治话语之下的隐性存在;精英意识之下的探索审视;融入野地式的回归热爱。从这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分析民间文化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关系,可以辨别不同作家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取向。

从“民间”到“大众”:冯小刚电影叙事研究

冯小刚电影凭借以"快感实现"和"俗"为审美旨趣的影像"民间"叙事,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创造了长胜不败的票房神话。他通过"民间"主题的选择、"民间"语言的妙用、"民间"审美的实现,想象性地再现了当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万千气象。但是这种"民间"叙事与传统民间叙事已大相径庭,它虽承续了某些传统民间文化的审美精神,可更多的是体现了某种正在兴起的消费社会大众审美的特征。

寻找失落的“民间”:——论冯小刚电影叙事模式的生成

在中国电影业失去政府机制保护,直面市场,多数中国电影人面对突然而至的风险挑战和创作自由无从应对之时,冯小刚进驻中国电影市场,并且在电影中凭藉喜剧"民间"叙事创造了中国电影常胜不败的票房神话。冯小刚电影"民间"叙事模式的生成,一方面与时代文化思潮的变迁、大众"民间"的崛起极为相关;另一方面,与因中国电影体制改革所形成的创作空当亦关联颇深。同时,90年代风靡文坛的"王朔现象"对他电影叙事模式生成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具体的“民间法”——一个法律社会学视野的考察

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时期的社会而言,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难以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发生在现实中的中国和外国的一些“民间法”案例的介绍和分析,试图得出一个结论,即“民间法”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由此认为,我们很难在极其抽象的意义上对“民间法”作出一种理论解说和评判。并进而认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不存在普遍法则,只存在具体的案例中所体现和表现出的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孰是孰非的问题和判断。作者的以上结论是针对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在国家法和“民间法”问题的讨论中对“民间法”无限褒扬的趋向,以及对“民间法”所表现出的一种抽象而虚无的理论评判的研究趋向。并且想着重指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重要的不在于它叫什么,而在于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