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治下的“汉书学”

基于《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汉书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在历朝发展中都发挥过相应的作用,而在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体所建立的皇朝中,“汉书学”也在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中发挥过独特作用,这集中表现在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代大一统皇朝的历史认同、其政权政治活动对《汉书》文本的直接参考以及《汉书》在少数民族贵族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凸显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文选》李善注与唐初“汉书学”

唐初同时盛行的“文选学”和“汉书学”乃流与源之关系,此点可在《文选》李善注中得到印证。在注释路径上,李善继承《汉书》音义和辨惑的方法,并创造性地将征引的训诂体式大量运用于《文选注》中;在引书义例上,李善以“别称善曰”来区判旧注和自注,但又并未严循注例,而在用《汉书》颜师古注时“竟漏本名”。在对颜注的具名征引和违例袭用中,李善进行了从释事忘义到事义兼释的自我完善。从步趋“汉书学”和引用具有王朝史学特性的《汉书》中,可以见出李善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以及政治对学术的渗透。

论隋唐“《文选》学”兴起之原因

本文认为,“选学”之号虽成于李善,但“选学”在隋、唐之际蔚然兴起,殊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汉书》学”为“选学”开创注释路径,其次是“选学”与“类书学”构成文事之两翼,第三是隋唐科举选士的大力推动。嗣后,“选学”作用于唐、宋两代,影响及于后世千百年,绵延不绝。